作者：Herbert Meyer 翻译：王雨时
目前世界上有四个主要的变迁，他们影响着政治、 经济、以及世界大事， 同样关联着美国的商业、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
1.伊拉克战争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现在世界上的三大一神论宗教。在十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与时局形成一致，犹太教法师、基督教牧师与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存的方式使宗教置于生活中心, 同时政府和教会相互分离。这种方式强调人权、法律、自由经济、个体权利，是早期现代西方文明的特点。这些观点最早是由希腊提出来的，但是直到十五至十六世纪，当犹太教和基督教发现了与现代世界结合的方式，这些先进的观点才开始在实际中有所体现。在这之后，爆发了科技革命，又促成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文学、音乐作品的出现。
七世纪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在世界上有几百万穆斯林教徒。但是他们之中有一派激进分子，当其执政时，伊斯兰就反对西方文明的渗入和发展。他们在七世纪第一次攻击西方文明地区，进而在维也纳展开了决定性的一战。结果可想而知，西方获得了胜利并且继续向前发展，伊斯兰在失败后不断倒退。巧合的是，开战的日期是9月11日。自此以后伊斯兰从未找到和现代社会相结合的方法。
现在的恐怖主义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对西方进行的第三次攻击，面对恐怖主义，美国做出了以下两个回应。第一，将我们的军队派遣到三十个国家搜寻恐怖主义集团并且铲除他们；第二，我们已经开始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些情况都被媒体过于苛刻地报道，人们有权争论伊拉克战争是否正确，而事实上，我们出兵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消除当地激进分子的权力，给要求民主的那部分人掌权的机会，希望他们会带领伊斯兰人民进入现代的二十一世纪。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
9·11的教训让我们知道了一小部分人可以很快地杀害很多人。他们可以用飞机、炸弹、生物、化学、脏弹等武器，还拥有一流的情报系统（甚至就连美国都没有），使得你无法躲过每一个攻击。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再继续忍受政治上的粗心大意，也不能和恐怖主义或者毁灭性武器玩游戏了。
绝大多数不稳定和恐怖活动的因素都源于中东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将激进派赶出政坛，给温和派当政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寻找到一个使伊斯兰国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方法。所以，在我们研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同时，应该更着重于关注他们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在阿富汗，妇女参与日常工作并且受到良好教育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们可以争论美国目前的作法，但是无论如何，任何指引伊斯兰国家找到他们的出路的作法都应该是正确的。
2.中国的出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有两亿五千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此基础上，政府计划继续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将三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然而，他们也不得不为这数量庞大的人口在城市中安排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热衷于发展制造业——他们需要为所有迁移到城市的人口提供工作。在美国，我们是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可能获得的利益来计划和决定生产什么。而在中国，他们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而作出决定，这和我们有很大不同。
当中国热衷于发展制造业时，美国人正痴迷于低价的原材料和商品，因此两国的经济出现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的形式。如果我们停止从中国购买产品，他们会出现严重的产品滞销。同样，如果中国不向我们出售产品，那么因此而导致的产品价格暴涨，也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重击。因此，双方在经济发展中相互补助，才能得以共同发展。
在中国，由于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加剧了他们对原材料的急需，甚至造成全球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中国对于石油的巨大需求也是使油价飙升到每桶六十美元的原因之一。到了2020年，中国生产的汽车会比美国还多。中国也在投入巨额参与国际石油基础建设。他们通过开放的市场得到公平交易，但是，上万桶原本要运往美国的石油却因此运往了中国。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以满足其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我们有自己的海军舰队来防卫海上边境线，更有开动坦克的能力。毋需太久，中国也会有航空母舰停靠在波斯湾地区。但问题是，他们的航空母舰所指向的方向与我们相同还是相对？
3.西方文明人口情况的转移
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停止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对于这些重视两性关系的国家来说，这是不简单的。当出生率保持在2.1时，可以确保一个稳定的人口总量。西欧目前的出生率控制在1.5，即与2.1相比减少了30％。在未来三十年内欧洲人口总数和今天相比会减少七千万至八千万。目前德国的出生率是1.3，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更低地保持在1.2。在这样的出生率之下，劳动适龄人口会在20年内下降30％，进而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当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年轻工人来代替年长的工人时，就需要从国外“进口”劳动力。欧洲的国家正在大量吸收穆斯林移民。迄今为止，穆斯林人已经占法国和德国人口构成的10％，又由于他们的出生率高于本地人，使这个数字在迅速地增大。到了2020年，在芬兰多一半的新生儿并不是欧洲人。但问题在于，穆斯林人并没有被当地的文化所接受和融合，照此发展，这种矛盾会成为政治上的灾难。而德国与法国不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他们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会激烈抵制。
在后现代的世俗国家，发展规划需要一个传统的宗教社会的出生率来维持。这些欧洲人基本都不希望有孩子，所以他们的人口数量在减少，整个民族在衰落。
日本的出生率仅有1.3，这预示着他们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将减少六千万人口。因为日本和欧洲的社会有很大区别，他们拒绝吸引移民、从国外聘请工人，取而代之的是关闭工人不足的工厂和企业。日本已经关闭了2000所学校，并且平均每年都关闭300所。同时，日本也在迅速的老龄化，到了2020年，每五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至少70岁。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人口条件下应该如何运转日本的经济。
促进世界经济运转的两大主体，欧洲和日本，不仅仅是衰退，更是在彻底走向没落。这会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已经开始出现了。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首先，传统宗教社会的逐渐废除、出生率的降低与基督教地位在欧洲的衰落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当出生率低于可以保持人口总数稳定的数目时，社会会出现老龄化的趋势。随着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在职的人越来越少，在总人口占较小部分的劳动适龄人群要承受庞大的税收压力。因此，年轻人将延迟结婚和生儿育女的年龄。一旦这一过程开始, 情况便加速恶化。这些国家已经背弃了曾经追求家庭生活和抚养儿女的传统。
美国的出生率是2.0，略低于标准水平。但由于大量移民，我们的人口是在不断增长的。从民族的特点来看，英国移民的出生率是1.6（和法国相同），然而西班牙裔美国人是2.7。在美国， 婴儿潮出生者正在向退休过渡。这会推动“老年抚养”的比例在未来的十至十五年里从19升至28。这虽然比欧洲略强，但依然属于同一种趋势。
现在的西方文明似乎遗忘了最原始的社会理念。人们需要孩子来维持一个健康的社会。儿童是巨大的消费群。等到他们长大又成为纳税人。这是社会运转的方式，但后现代的世俗国家似乎忘了这些。如果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年至三十年里出生率与二战后相同，就不会有如今的社会安全和医疗困难了。
世界上控制人口出生率最有效的工具是钱。当中产阶级诞生并且妇女也参加工作时，出生率就降低了。大家庭的模式和中产阶级生活是不相容的。使出生率降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快经济发展。二战之后，美国为每个孩子设立了600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个举措是为了确保父母能够有四个孩子而不被税收所困扰，却直接造成了拥有两千二百万儿童的婴儿潮时代，他们逐渐从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变成了税收的基础。然而，到了今天，这种激励的方式则需要为每个孩子减免一万两千美元的税收才足以推行。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数并没有下降。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基本都偏爱生男孩，更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够在孩子出生前就确定性别。在中国和印度，很多家庭都在出生前确定是女胎后堕胎，导致这两个国家共有一亿四千万男孩长大后找不到老婆。在没有任何人为的控制下，大自然保持着男女103：100的比例。但是在一些地区，这个比例已经上升至128：100。
由于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过低，到了2050年，他们的人口总数会少于也门。俄罗斯拥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和相应的石油，在人口数量极少的条件下很难控制那么广大的领土。南邻俄罗斯的中国，却又有七千万未婚男人。这种情况对于俄罗斯来说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4. 美国的经济调整
第四个主要迁移方向与美国经济调整的核心相关。如今经济发展的环境非常复杂并且具有强烈的竞争性。为了成功，人们需要成为最优秀的，也就是要掌握最高的质量以及最低的成本。不管价格指向哪里，都必须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廉的成本。要想成为最完美的，就只能专注于完成一件事，人们不可野心过大。
在上一代人的时期，IBM公司可以自己制作他们所生产的计算机的全部部件。而如今因特尔公司生产芯片，微软公司负责开发软件，更有许多其它的公司专门生产调制解调器、硬盘驱动器、终端机等等。正因为这些公司向IBM提供便宜和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使IBM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生产出更优质的计算机。这种现象在经济上叫做“功能分割”。当一个公司通过依靠别的公司来完成原先属于自己生产线一部分的工序时，这个公司就造就了一系列互相服务和支持的公司，他们的关系就像金字塔一样。
美国经济中的这种功能分割现象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二代。服务于IBM的公司现在也在做同样的“功能分割”，他们从国外得到核心的部件和生产过程，这样使他们做出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金字塔不断扩大。它每次分割的时候都令你出其不意。即使是很小的生产行业，也可能存在一个相互合作的由不同企业构成的金字塔。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会使得企业的员工越来越少、独立的承包人却越来越多的局面。
行业内部不断整合和补充的趋势也创造了经济界的两个新名词。IBM在金字塔的顶端，被称为整合者。而顺着金字塔走下去，微软和因特尔等其他支持IBM的公司被称为补充者。但是，每个补充者对于其下层来说又是他们的整合者。这样当然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我们现在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曾经的雇员现在变成了独立的承包商，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经营。很多人的工作并没有被具体定义为某个岗位。其结果是: 实际经济的进展比数字上表示的要好。
外部的供货源也促使单纯的统计数字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实经济状况。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决定将员工饮食和休息区承包给万豪公司（它的确是这么做的）。几百个休息区的员工被通用汽车公司解雇，又立即被万豪雇用。唯一改变了的是这些人开始为万豪工作，而并非通用汽车公司。但是那些媒体的头条又会开始呐喊，美国失去了更多的制造业岗位。但真实情况只是那些员工重新被定义为服务人员。所以原先计算工作岗位的方式会给经济情况的估计带来误解。我们尚未研究出如何使数字能够准确的表示出经济状况，跟上现实经济世界的变化。
这些大量的调整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由于公司在不断减少部门和员工，使这些企业在不断变小，而随着公司的逐渐集约化，虽然总收入在减少但效益在增加。看来，从前“收入上涨就是成功”的观点已经不完全正确了。企业在缩小但更加集约化，实际上效率和效益都在提高。
四大变迁的影响
1. 伊拉克战争
从某些方面看来，战争正在顺利进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府正在从激进过渡到温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沙特 、埃及、黎巴嫩都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现了一系列革命，因为一个有趣的原因，还会有更多这样的革命出现。在每个革命进行的过程里，独裁者会和将军说，“向群众开枪”。这时，如果将军开枪了，那么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将军不同意开枪，那么革命就会胜利。但绝大多数将军都会说“不”，而原因是：他们的孩子也在支持革命的人群中。
由于电视和网络的功劳，在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平均十八岁的人就很了解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特别是关于大众文化的方面，已经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并且年轻人都愿意参与其中。但是，可悲的政府已经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路，这个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越来越明显了。越来越多的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将领和精英的孩子，会起来领导这些革命。
与此同时，战争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伊拉克的暴力程度并不乐观而且也没有进步的趋势。有可能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伊斯兰人的要求过高。我们力图动摇激进派在他们从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他们会不会接受，而这关键在于我们尚且未知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即使是宣称知道的人也不过是在猜测罢了。
真正需要关注的地区是伊朗，如果他们的确掌握核武器那就是严重的问题，目前有两种方法来对付这种情况。首先，采取军事攻击，但是会非常复杂。伊朗人已经将他们发展核武器的基地分散地建造在地下，虽然美国已经有核武器可以从地下摧毁他们的设备，但是我们并不想那么做。另外一个更具有可实施性的方法是，将激进的毛拉从政府部门中分开。
百分之七十的伊朗人不到三十岁，他们更亲西方，是穆斯林人而并非阿拉伯人。因此，很多专家认为美国应该先和伊朗打好交道，再向伊拉克开战。但是问题并不出在武器上，而是控制武器的人们。如果伊朗有个温和的政府，那么武器也不会成为大问题。
我们不知道在伊拉克战争中能否胜利。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是伊斯兰的稳定与和平。
2. 中国
或许现在将五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时过早了。虽然没有公开地说明，但仍然有上百的示威游行等运动在中国上演。这些并不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而是因为政府建造化学工厂，污染水源和空气而内心充满了愤恨的普通民众。
中国人民是聪明而勤劳的。他们能够克服现在面临的困难而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接受和习惯它。如果他们想共同维护世界石油专用线的开放性，就最好不过了。他们目前有八个新的核电力发电机正在修建中，还有四十五个即将动工。很快，他们生产核电力的能力就会远远超越美国。
中国可能会出什么问题？第一，不可能没有任何困难地把五亿五千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二，中国争取台湾不完全是出于经济战略，而只是想占有它。中国知道他们的共产主义体系在二十一世纪无法继续坚持很长时间，而他们在转变成为某种较为资本主义化的政府前，最后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收回台湾。
我们可能在某个早晨醒来后发现他们向台湾发动了进攻。如果这样的话就会给经济和军事造成巨大混乱。美国已经承诺发动军事上支持台湾的防御系统，如果中国向台湾开展，我们真的要与他们为敌吗？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认为答案是不，那么他们可能会发动战争。如果美国不支持台湾，我们所签的所有条约就会毫无意义。但愿中国不要做任何愚蠢的事情。
3. 人口问题
欧洲和日本正在衰落，因为他们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并且老龄化严重。如果年轻人开始养育多个孩子这些趋势就可以得到缓和与扭转。但是，由于出生率过低导致这些地区需要通过两代人的时间来扭转这种情况。没有任何经济模式可能在五十年时间里得到转变和改善。一些国家开始实行鼓励人们拥有大家庭的政策。比如，意大利为养育孩子的家庭设立了税收抵免的优惠政策。这是一个生活方式而并非金钱的问题。欧洲人不愿为了有更多的孩子而放弃他们舒适的生活。
总的来说，每个在欧洲生活的人都希望时间过的慢一些。欧洲人在享受生活上有很强的欲望。他们不希望工作过于努力。平均每个欧洲工人每年比美国工人多出400多小时的假期。他们不想工作，更不关心他们国家的经济复兴。
9·11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法国一万五千人死于热浪中。基本上整个国家所有的单位都在八月份关闭了，当地的人们都出去度假。那一年，一股严重的热浪造成一万五千名居住在养老院和医院的老人去世。而他们的孩子甚至没有立即从海边回来领走父母的遗体，政府必须紧急找到足够的制冷设备使遗体在被领走前得以保存。
这个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是9·11的六倍，但是在法国社会没有引起任何变化。当出生率过低，年轻人身上就背负了巨大的赋税压力。在那样的情况下，父母健在并不是一件让人感到轻松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安乐死被大众接受。唯一不鼓励也不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是德国，因为他们在二战后背上了太大的包袱。
欧洲的经济正开始衰落。随着欧元的跌落，意大利等国因为受到的压力过大已经开始讨论退出欧盟。当欧洲的经济出现恶化，他们往往采取恶劣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反犹太主义的出现，每当这件事开始恶化就是要有问题出现了。现在的反犹太主义已经达到最高程度。虽然德国不会发动新的战争，但是欧洲会更加不公道和不稳定，并不适宜居住。
日本现在的出生率是1.3，而且没有任何要吸引移民的打算。到了2020年，每五个日本人就会有一个70岁。过去的十四年里，物业价值每年都在递减。这个国家基本在走向衰落。
在美国，我们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婴儿潮时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已经开始退休。这种情况会带来几个较大的影响：
（1）可能会有大批四居或以上房屋等待出售，人们开始搬入公寓。
（2）造成财务困难。婴儿潮那一代人投票要求得到他们的利益，即使这样会给财政带来压力并最终以税收的形式施压在他们的子女身上。社会安全保障会有很严重的问题。随着这一带人的老龄化，整个国家系统都会受到威胁。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医保上没有年龄限制的国家。
（3）医疗系统也会面临巨大的难题。这也会给年轻人加大税收的压力，致使他们推迟结婚和抚养儿女的时间，以至于出生率进一步降低。
虽然以上情况都很严重，但这样的人口情况也会给人们带来大量的机会来为年长的人群提供专门的物品和服务，特别是那些不用住在护理之家，但依然需要一定关照的人群。有的人专门在自己的家里以照顾三至四个老人来收取费。对这种服务和相关护理产品的需要会大量增加并最终带来许多商业机会。
商业机会和人口情况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你不会在欧洲或日本开一家婴儿食品公司。虽然人口情况往往不受重视，但却预示着潜在的机会。商业需要有顾客，而这些机会就在顾客那里。
4. 美国经济的调整
美国经济的调整意味着以雇员和雇主为形式的经营模式的时代将要结束。随着行业内部的不断割裂形成更小的单位，雇员的工作不再被保障，因为雇主也无法预测公司的未来。每个人都在逐渐变成独立的承包商。新的劳动合同会写着，“在我的公司里每星期一至五都不需要说什么，做你应该做的事就足以，但你必须自己处理保险、津贴、医保，以及所有其他的问题。”
丈夫和妻子逐渐成为社会上的经济单位。他们依据所经营的事业和家庭中职责的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做不同的工作。他们做出权衡然后一起拿出相应的薪水共同照顾这个家庭。这曾经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着较高薪水的专业人员的家庭出现过，然而现在甚至出现在工厂中最底层的工人家庭。生活在不同层次的夫妻都根据个人需要计算着他们拿出来照顾家庭的那部分收入。这种生活方式只有在一切都是灵活可变的条件下才能运行，它要求美国经济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
美国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经济运行模式，只有英国与澳大利亚也在尝试这种方式。这种经济模型具有快速、灵活、高产量、并且多变的特点，使它总是处于分割和蜕变之中。这会加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尤其欧洲与日本。
同时，军事上的差距也在增大。除了中国，我们是惟一一个继续加大军事支出的国家。另外，经过伊拉克战争，我们具有唯一一个经历过实际战争的军队，并且擅长使用些高科技武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经济和军事上比过我们。此前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超级强国。
另一方面，这些优势令美国能够吸引有能力并且有抱负的人才。也使我们成为了其他国家的目标。我们逐渐成为最后的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国家。世界上在经济和教育领域没有比美国更理想的地方了。美国绝对是创新、投资和经营最完美的国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最好的，虽然其他国家或许并不这么认为。
归根结底，这还是由文化决定。唯一可能使我们受到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对文化的破坏。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基督教文化，那么我们就像欧洲人一样了。可以说，整个文化战争就像一场球赛，如果我们输了，就没有另外一个美国来解救我们。
关于作者 Herbert Meyer
作者在里根政府时期任职中央情报局主任特殊助理以及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他在这些职位上管理着美国情报评估，并且为总统和其他安全顾问做出绝密企划。很多人认为作者是第一个正确预见到了苏联解体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并最终被授予美国国家情报服务杰出奖章，是情报界的最高荣誉。同时，他也曾任职FORTUNE杂志的副总编，出版过一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