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日，看同一个刊物纪念杨宪益百年序列中的另一版，就都是关于宪益“一个纯粹的绅士”的说法。家母由不得愕然感到了报业调动读者口味在两日之间大相庭径的手笔。关于宪益和乃迭性格和为人的“绅士”评论，去年七月曾向后代媒体和作家圈们建议了，是否与当今主流媒体真地竟不搭调？我和表姐对家母的劝慰：这是报刊的商业行为。您们两姐妹赞杨宪益或也有个分工，兼顾绅士与平民、自由与爱国、经济与政治、名流与反叛。要赢两倍份额的读者兴趣。这才是生意经。
关于杨宪益夫妇的为人（或阶级性），在过去的事实和时人的期望之间，却叫人怎得取舍？且看以下几个常见的“杨宪益考据”：
去留西方
猜测1：假如杨宪益夫妇当年留在西方、没有选择回中国的话…
当年要从英国回来，杨宪益给妹妹的信中要求说：最向往去苏联但被欧战阻隔；我们决定了马上回中国。但是不愿作为亡国奴迈入日本占领的北方土地；渴望去“迦蓝”（为免当局信件检查，隐指被当时青年人喻为圣地的延安），或至少去西南的抗战大后方”。已有证据在此，请且推测当年这两个年轻人确是做了个严肃的选择，要回中国参加抗战？
当年他们只要在那个最艰苦的时刻回到中国，而且确实做成了。这个见地：那么多现代闻名的学子当时都少见其回国、或今日这么多有钱有势的人家都送孩子去西方留学或移民。或许杨宪益不再符合当今作者、读者、甚至主流舆论早已蜕变了的口味？但这确是他们当年的实在所想所为。对抗战和爱国的热衷，是否有点儿老调或不新潮啦？
去留大陆
又推测：假如杨宪益夫妇当年没有留在大陆的话…
1949年最后几日，确有政府部门曾游说杨宪益随中央编译馆撤退去台湾的对话。但杨宪益夫妇当时已有了别的打算:（1）杨宪益，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一方面杨宪益夫妇在1949年并不打算去台湾；不得而知的却是当局也未必真就愿意带他们过去。他们二人有选择吗？搞不清的是当今的媒体还是读者，追随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否现代人也觉得个性不够突出了？
绅士
又断定：杨宪益是“绅士”、“很绅士”、是“一个纯粹的绅士”。
习以为常地，杨宪益在晚年和死后都是被千篇一律地被挂上块“英国绅士”的所谓牛津招牌。众口一片，尽是对他在牛津的富有、高雅、尊贵、绅士、特权、优质教育的推崇。但这事儿还有他自己想法和实际情况的另一面：
（1）杨宪益去牛津读书，也真是才不在乎这块招牌。他宁肯不参加牛津的的毕业典礼，为的是实在不肯在那个领取证书时当众屈膝给英王肖像下跪。他从年轻以来刻意坚持的价值观和独特行为，从来不附和时人、不迎合主流、与上流社会更是背道而驰。杨宪益的儒雅表现，是他的本性；他的出身、事业、追求都绝对和永远地是不作绅士。舅舅的自讽：一生是“真译匠”，这是他甘心情愿、不图名利的选择；他又自嘲是“假洋人”，这是对他被错怪或“错捧”为洋人的抱怨。他自己从来不会维系或向往成为一个“绅士”。倒是今人可能更愿意将他归类于牛津标签下的高贵？
（2）牛津大学是经典和前沿的西方学院，它所富有的是很多名符其实的世界学术价值和名望。它的古训是The Lord is my Light（耶和华是我的光），但牛津的“绅士”特征确不知从何而来。绅士的特权生活在现代教育的理念下，以早已不是牛津大学的一面旗帜。
（3）杨宪益确实是出身高贵。他是杨家五代人的长子长孙。这五代间从杨殿邦开始杨家一门出了三个晋士，在清末官至直隶总督。宪益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天津中国银行总经理）。优越的家庭背景是杨宪益自幼以来原罪感的来源。然而他的家庭也有贫穷的一面，杨殿邦下面一代的独子就一生无官，亏得其父的故知吴棠大人下嫁了次女给其长子（宪益的奶奶）专门接济，才带领八个兄弟读书做官。宪益的父亲48岁早逝、守寡的庶母在家族中没有发言权、叔辈理财除了状况、战乱中家财零散，尤其是为长子所得的优厚遗产也没经得起他学时的豪爽挥霍。他在英国六年，其最后一年中国银行前任经理的遗产账号上已告罄尽。他俩在抗战时回到中国时已是一贫如洗，路费靠的是乃迭父母在香港的至交接济，才到得重庆。那和当代中国暴发户、富二代或官二代实在是无可攀比。他或是个无能经营、有名无实的绅士、游学回来倒是称得上他所自嘲的“是真名士自风流”。
英国传统
形容说：他们俩都有英式传统，都很安静，话不多。
关于杨宪益夫妇个性的形容，这里原本是褒扬，只是有些不像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杨宪益所受的是经典中国传统教育（例如正统私塾启蒙），在出国前又涉及很多现代文化（例如他中学时在教会学校，英文、白话诗文很出色、有杰出的文学创作）；到英国6年，他学习了拉丁文和及其艰深的古希腊文，更是到处游历并组织和参加社会活动；回到中国，即使在逆境中他也有和挚友被解聘后以“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嘲醉归的“雅谈”。而在他们解放后的顺境中，夫妇在外文局的朋友圈，包括接待在中国的国际人、包括参加中国代表团在境外交流的广泛接触（也曾被因“乱说话”受批评），以及与外文局、中宣部和作协领导的日常交际和交流、尤其他任《中国文学》新主编并从1981年开始主持了
杨宪益夫妇晚年更是和一群文艺家和艺术家同辈人潇洒来往，自认“二流堂”，常聚会于北京后海小金丝胡同的私宅或积水潭边的“西海渔生”酒楼。他们夫妇一生嗜烟好酒、好招待朋友，慷慨好施、不理钱财、不计功利、不近权贵，总是助兴周围永远的好朋友、好同事和同行、同仁。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一生社交精力和公众魅力皎皎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上，是大家都倾慕和追随的榜样。如此“范儿”有得是豪爽和健谈，可无虚席、有不冷场，靠的是话很多！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惯用亲切、生动、浅显而精辟的世界语言，帮助许多世界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使他们更快地了解中国、憧憬中国。国际人士在和他们夫妇接触中，是倾倒于在他们身上发散出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而绝不归功于那个似是而非的“英国传统”。
他们也不够”英国”！和乃迭及她家人接触，就能看出她家明显的苏格兰人特性。一个苏格兰人对“大英帝国”和所谓“英伦文化”的情感和纠葛是复杂的。却不像我们外人看上去那么统一：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有自己独立的血缘和文化渊源，在许多年王国之间争斗和妥协的历史中，他们受到过英格兰人的侵略和统治（古时有过苏格兰反抗者的大英雄，有过个王后被英国统治者处死，而她的王子却继承了英国的王位）。乃迭的父母是工合慈善事业的创始成员，半生都在中国服务，曾任教燕京；戴乃迭就生在北京、长到十岁才随父母回英国，她和兄妹并不循规蹈矩、甚至有时可算是无视英国传统的青年；直倒她十八岁随宪益来到中国生活；她一生不渝的所爱就是这个中国人。所以她说：我有两个祖国。
我从小到1985年留学之间，常听舅母闲谈英国，不是那个英国老传统的概念；她偶然回到英国就四处讲演，并可以在工厂和市井中走动以丰富她的本地和大众英语；在北京她曾带我去看外国人专场的英文电影；请我听和转录她从英国采购的音乐唱片收集（我们父母的被抄家没收了，她却时有从国外新到的收集）：除了西方古典音乐，勾起她感怀的是苏格兰民歌（她的民族根源）、西班牙战争流行歌曲（她的青少年情结）、英美音乐剧（她喜欢的现代流行音乐）。后来我还读到舅母在60年代初写作中曾用与我（一个中国小孩儿）的交流举例，向英国公众讲解新中国人民的品性。这些都无关那个英国传统！
舅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读四书五经原文的了解，对中国现代社会有亲临其境的实践和磨难。我们的亲身见闻，都佐证了戴乃迭的言行从来就没有一个瞬间代表或反应过典型的所谓“英伦传统”。她其实同时叛逆了中、英两个传统中的古旧意识和没落价值观。在杨宪益青年时代，传统家庭、社会和当局都不认同他们叛逆精神和行为；但在现代，我们后代却还有什么顾虑赞扬他们的叛逆？
小报
盲目地崇尚一个广义的英国传统，只是我们今人弄出来的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世界的遐想（fantasy）。或它也是个“标签化（labeling）”传媒技巧？只是可别误导了读者如何解读一代最具智慧的中国知识分子。
媒体也会无意间不幸背叛和侮辱了他们所推崇的杨宪益夫妇，甚至会埋没了他们作人的一部分重要的原则和本性。我说是这“无意间”的“不幸”，毕竟反映了那么一点对故人的无知和不敬。一个春节假日，就听老母激动叙说了十六、七遍她不赞同“杨宪益绅士说”的“演讲”。这个“演讲”，到初三的第十一遍将给其忘年交谷为民时，已到了激昂雄辩的巅峰（为这事儿，千万可别再惹上这位九十九岁老人）。
杨宪益夫妇死后被这样或那样地论定，也正是他们夫妇的一生性情所致：这对夫妇的周围从来也确实同时吸引了不少俗浅的“名人外围（celebrity peripherals）”。他们的好同事、老革命何路，在任《中国文学》负责人时是家里的常客。她就曾说，“杨宪益实在也招了很多苍蝇”，他们夫妇常以此引为笑谈。这也是事实。言多语失：他们夫妇虽然因为“话多”（尤其事杨家几代相传的机巧和刻薄语言才能）吸引了不少朋友；也由此得罪过不少人：有时被人利用、有时被人告发；有时使当局失去信任或产生怀疑；有时或受处罚，抗战时家里被搜查，文革时受到牢狱之灾。
杨宪益一生最不屑一顾的就是安居和经营，一点都不像个绅士，是“性情中人”这个性格促成了他们的一生辉煌。不要轻易埋没了他们一生刻意强调的平民意识。我的表姐在百年诞辰纪念会上为家人结论了，用的是杨宪益晚年打油诗中的结尾名句：“做个堂堂正正人”，百年纪念文章中分别赞扬他是“一个爱国者”和“一个纯粹的绅士”，他在西方的朋友称赞他是“Ture Gentleman”，他的妹妹又建议了用“一个真正的人”的翻译。我觉得按现代的公众兴趣，都够得“高大上”了。《文汇-读者周刊》登峰造极地“通吃”了所有这些个形容，个个都好！
进入晚年，杨宪益夫妇逐渐失去了同辈老朋友的圈子；也是我们不再有前辈海阔天空的雄辩和敏思，再也不能引起他们“智慧对话（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s）”的兴趣。倒不是什么英国传统所致，话说的入不得港，冷场而已。就别再寻找那个“话不多”的其他原因啦。
杨宪益的两个胞妹（我的母亲今年九十九、小姨纪念九十六）不仅长寿而且思路清晰。我外祖母，以我外祖父为她十七岁启蒙的文化水平，给起了与她们个性相勉的名字：“敏如”为的是孔夫子的“敏于事”、静如为的是静于谈（即孔夫子的“慎于言”）。做事谨慎和自重的当代职业媒体人士，自然可以从她们两姐妹那里采访到精确和精彩刻画杨宪益夫妇的历史故事和情节。只要如实地纪录对她们的访谈，保你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且出一篇花团锦簇的好文章。
编辑的责任
说到当今小报的编辑出错实在“离谱儿”，或归咎于责任编辑，不得不借此提一下：
（1）最近一篇《文汇-读者周刊》中杨敏如文中，有三个家母认为实在需要“勘误”的地方：
宪益从经典诗句中集对儿、请苗子篆书的是“未敢忘忧国，何当恕醉人”用的是陶渊明饮酒诗中“君当恕醉人”的典故，书卷上还特别注明了黄永玉为“君”字改为“何”字更为贴切的雅谈。在文章中饮用时，给刊出了个“何当恕俾人”，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又:“家长沈珺”在“二流堂”星散时把余酒交还给敏如带回的一段情节中，一个“酒”字被刊成了是把剩下的“钱”给了敏如。大家凑钱酒菜，由家长管账，把钱交给宪益的妹妹干啥？
再有：杨宪益“几次同癌症斗争…”被刊出了他是“九次”同癌症斗争…。没有那么多次的癌症啊！
（2）现在网上仍常见到或被引用的一篇
文中把所有杨敏如所提到的“母亲”都改成了“嫡母”。这里老人家特别要求作个更正：“嫡”字确实可形容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同时在一夫多妻制中是以嫡、庶来区分妻、妾，或正房、偏房所出的后代。杨宪益、杨敏如、杨静如是杨霁川庶出于徐燕若的兄妹三人。杨敏如不愿在文章中被错说成是自己相反凡事都要和嫡母共处,
（3）凡出版（电视、报刊、杂志、书籍、互联网）：
编辑和作者等大家，能否事先和原作或被采访者核对一次即将发表的内容？文字上不出笑话，岂不十全十美？还免得事后辨白：是责任编辑或“写手”出的错。媒体热衷报道杨宪益，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我也实在不忍心看着老母每见媒体的报道，便在那里如坐针毡地纳闷儿。
童言无忌（2015年2月更新）， 原文2014年7月曾写于母亲杨敏如的绿窗书屋。
附录
在一部公众常用的英文字典中，“gentleman”词条的定义（原文）如下：
gentleman |ˈjentlmən|
1. a chivalrous, courteous, or honorable man: he behaved like a perfect gentleman.
• a man of good social position, especially one of wealth and leisure.
• (in the UK) a man of noble birth attached to a royal household.
2. a polite or formal way of referring to a man: opposite her an old gentleman sat reading.
• (gentlemen) used as a polite form of address to a group of men: “Can I help you, gentlemen?”
• used as a courteous designation for a male fellow member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