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ry Ussery 翻译：王雨时
Herb Meyer写的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想法独特。当然，由于我的思想开放并且消息灵通，因此并不完全同意文章中所主张的所有看法和预测。从一个并没有太多凭据和经验的角度看来，我对作者的观点有一些质疑。
在评价作者的主张时，我发现这些主要的变迁并没有联系起来。庞大的军事力量正在石油蕴藏丰富的地区扩张，同时中国正在崛起而俄罗斯的财政收入通过石油收入 的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些同步发生的事情之间必定有一些关联。与此同时，作者所强调的这些假设，在目前看来是对局势发展的一种曲解。战争是完全由于文化或信 仰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吗？这是我们如今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然而没有任何人会关注伊斯兰教是否会威胁基督教，基督教徒又是否会进攻伊斯兰人的问题。恐 怖分子或许并不是由阿拉伯官方所组织以报复西方国家的团体，准确来说，它们是由一系列与当地权力机构无关的激进分子组成，试图打破现在的中东格局。但不幸 的是，这种格局由西方国家控制，并且受到股票承受业的支持，这样，他们可以得到低于市场的燃油价格。沙特贵族不得不在国内划分出富有和贫困的显著区别，以 保障他们所依赖的燃油收入，进而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也是恐怖分子和自杀式炸弹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且心安理得地从自然资源中获取钱财，忽略了实际的经济发 展。相比于远东经济发达地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等），差距悬殊，然而这些地区在二战之后并不靠着出售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与此同时，由于部 落制度体系在当地根深蒂固，因此在解决区域问题时，总会遇到很大的阻碍。传统部落之间的对抗造成的长期战争和集体屠杀等问题同样也在非洲出现过。
无论如何，以下是我所主张的四大“变迁”，请读者尝试着基于同样的事件从其他角度出发以寻找不同点和相似之处。
（1）随着二十世纪新经济和人口中心的崛起，殖民帝国和经济控制力量不断衰弱。
（2） 科技发展逐渐从一个可以预测的理性领域（牛顿理论），过度到一个以概率为基础（粒子物理和相对论）的领域，导致人们在随后的科学研究中失去了一定的信心。
（3） 经济上从单纯的纵向整体发展为商业生态系统和专业化生产。
（4） 自然资源过度利用、非可持续性农业开发以及工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我的理解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因此请允许我把我的想法简要说明一下，不知是否能够引起您的同感。
1. 殖民地的瓦解
十七至二十世纪，欧洲各国把世界分成了几大区域，在占领后通过一系列的农业、军事、政治控制，加强了本国的实力。由于当时其它的主要力量（中国、伊斯兰、 印度）大多较为独立，并且所统治的地区过大以至于他们只能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欧洲各国对世界的瓜分。有趣的是，一件类似的事情也曾发生 过，在罗马帝国不断扩张的同时，罗马人主张保持“各国”分开，但遵守他们传统的部落体制。因为欧洲有很多国家尝试扩张（如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以及之后的德国），因此分割成各个国家是一件很武断的事情，而且是根据地理分割而并非依照部落制度。很早以前，在南美和非洲等地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中 东是最晚进行这样的划分的地区，如伊朗 、伊拉克、约旦等国家，大部分都是在二十世纪根据二战后的《塞克斯－皮科协议》规定而成立。
简单来说，随着欧洲对这些地区的影响逐渐消失，传统信仰和部落制度逐渐瓦解，这些新诞生的国家之间开始了在各种利益上的争夺。伊拉克就是最好的例子，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传统上曾有他们自己的领域（分别是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一战、二战、俄罗斯和中国的解放战争，以及其他由殖民冲突所引起的战争和破坏，已经造成了人口的一轮“清洗”。欧洲在一片血泊和狼藉中，迫不得已放弃了他 们原先创造出来的殖民“帝国”。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挣扎着，这时，殖民造成的“恐慌”极大程度上促使了宗教的再次兴起。这也加速了殖民国家放弃占领“地 盘”，转而通过经济控制推行其殖民政策（因此美帝国通过侵略性的经济政策和军事上的补贴得以壮大）。
2. 非理性的科技
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发明和创新同时伴随着此领域的发展，例如相对论、进化论、量子物理以及DNA理论。我们突然发觉科学研究中的计算不再那么容易，更具有不 确定性，令人困惑。不幸的是，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会走一段下坡路，人们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然而得到的答案相对越来越少，在大众看来，科学理论研究会变得 越来越难以抽象。曾经可预测、可“控制”的理性科学，如今变成了混乱并且难以预测的非理性科学，甚至造成了学术界的一片混乱。对于大众来说，这种变化已经 渗透到技术、工业和教育各个方面，人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和混乱的世界里，是一个回归到本质、简约以及社区意识强烈的宗教的时代。但是，人们无法将信仰 当作对待世界万物的一种“方法论”，而是绝对虔诚地把它看成真理，因此，不同的宗教之间变成了“你存我亡”的敌对关系。
3. 经济生态系统
人们普遍认为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人类社会体制的复杂化，使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也更为多元化。总的来说，这是人类文明的缩影，人们从小的团体变成了有组织 的部落，随后出现城市和封建的国家，又逐渐发展到联邦制国家，甚至出现宏观文明（如欧洲、美国、苏联等等）。人们总是在找寻方法将越来越多的资源聚在一 起，以完成各种各样的复杂目标。 通过经济体系和市场动态，我们了解了对于合作伙伴的需求。当然，这意味着人们对“公司”和“工人”的看法已经改变，也预示着我们对于医疗保险和公共建设等 服务的观念也需要变化。很显然地，上个世纪初，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压力由政府承担（只有很少的垄断性公司由自己提供）。从1930至1980年，由于经济的 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人们也逐渐开始意识到，以消费为主体的经济需要购买能力较强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可以带动非必需品的出售 （在我们为了全球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感到惋惜时，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因为我们也是凭借它得以创造出更多的消费者）。目前对创新能力的要求不断增大，随着公 司越来越小、整体经济实力不断转变，出现了一种允许工人通过不同公司得到这些补贴的趋势（如401K和医保等）。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而且为政府提供了 一个为人民做好事的机会。然而事实上，将这些福利提供给低工资、低技能工人的计划发生了转变，由于为这些人提供救急服务，比提供具有前瞻性、预防性的服务 所需要的开支大得多（如从每月工资扣除出来的退休金最终得到的收益大于普通福利，具有预防性的医疗保险降低了手术和紧急医疗服务所需要的数额）。
4. 过度消耗
对于这一方面，我比身边的朋友更为乐观。我们的确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总数、二十世纪频繁的工业活动（以及废弃物的增加）、对于 矿物燃料非可持续的购买，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破坏（过度捕捞、过度开发、对森林的毁灭、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臭氧层的破坏）等等。但是，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世界各地对于这些问题都开始有所关注，并且渴望得到改善。随着环境保护行动的发展和普及，我们也有很多进步，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轮作农业作物、保护各 类自然资源等方面都有所改进。或许这些变化并不显著，但至少能够看出我们已经开始努力。与大多数人相同，我认为我们会造成石油资源的枯竭，而且很难再得以 恢复。 然而这些年以来我看到了许多科技上的创新，包括对其他资源的利用，相信最终都会被人们所接受。总而言之，人类对于石油的依赖和利用本身就是短暂的。
我对人口情况的变化没有任何担忧。在见过世界各地的人之后，我不认为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或者犹太基督教文化不同或者优于其他地区文化。无论在何处，人们 对于家庭、价值观乃至全人类都有很强烈的义务感，这大概是出于种族观念和天真的信仰。人类在不断的演变和成熟，也许尚存的这些让我们产生分歧的观念（宗教 主义、沙文主义、经济上的地区歧视）并不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或许我的文字平淡，想法有些零散，但是我认为能提出质疑并且对世界做出正确的评价终归是一件好事。谢谢您的倾听。
关于作者 Cary Ussery
作者的中文名凯睿，出生和成长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私立学院学习音乐和数学。凯睿并不是社会科学家或专家。他所提出的“质疑”或差异观察，作为一个旅行过 很多地方（虽然是无神论者、并没有参与过战争）的现代美国人，凯睿亲身就是参与着当今世界变迁的一个例子。本文曾提示了出版《世界变迁》网络杂志的初衷， 至今在征求资助人。
凯睿1980年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国防计算机语言（Ada）的首创发明。1990年代后随美国跨国垄断公司主管软件产品线的技术市场和销售，旅行于在 欧洲、日本和台湾的大型半导体企业客户之间。1997年始，十年投身于发明和推广美国原创微处理器体系结构（可异构多核超长指令字并行处理器）的创业。 2006年在波士顿创始一家美国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取得当地风险投资、通过并购中国创业公司进入中国北京发展。2008年构想、定义和发表了 FusionDSP™的中国融合式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体系结构发明（中国科技部《前沿科技》文献2008年第4期）。2010年起凯睿参与了一家 南亚风险投资创业7年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任软件体系结构师和副总经理。凯瑞参与执行了该公司在足球世界杯前向阿根廷销售和安装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总统竞选承诺项目、成功销售了其数字电视芯片和应用系统方案。以此该公司被美国上市的跨国公司成功并购。2006年迁居北京以来，凯睿介入了丰富的世界科技和文化活动：曾与北京市政府工业部门合资创办文化创意公司、与哈佛医学中心的专家合作创建“以病人为中心的感知医学（PCCS）”概念下、面向医保互联网医疗的软件技术市场；在北京合伙经营美式餐饮；参与国际民间演奏（键盘和声乐）和画展等。
凯睿在大学生时结成的家庭也始于美国波士顿，他与前妻有一儿一女。2006年创新半导体企业在北京，组成了他的第二个中国家庭，后期来自中国东北延吉乡镇 （碰巧也正是Mr. Meyer文中提到中国五亿农民城市化运动的变迁一例）, 2013年回美国硅谷任职，又有一女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