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
1. 尊敬的司履生教授，抓住一个中国科学院的丑闻不放，坚持的是实事求是和直截了当的科学态度。
2.《自然》杂志的专题报道《名誉与羞耻》也表现了同様实事求是和直截了当的科学态度。它引用了同行学者和专家的原话来描述作假的丑恶。
所不同的是：
1. 司教授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揭示从原理到实际的一个虚假发明系统。然后苦口婆心、客客气气地向科学院诉说应该怎样做。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是一个战战兢兢面对权势的做人情结。表现出他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有节律的人。
2. 《自然》杂志则大字、红字报告“四川大学的自我调查简直是个笑话”的名句。显然没有了司教授的斯文赫客气。
今天：
1.《自然》杂志的那篇专题报道《名誉与羞耻》发表已有近十年之久。仍还呆在当年的互联网原处，成了历史档案。这个叫做“耻辱柱”
2. 尊敬的司履生教授，十年抓住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丑闻不放，又写了最近的一篇《…十年祭》。这次却不再是客客气气、谨小慎微的审慎态度，他所愤怒和痛心的是中国科学院被钉上耻辱柱十年的漫长羞耻，何时结束？“殉葬”可不是负面描述。这一词他用得刻入骨髓，让人联想到老舍《茶馆》常四爷“我是怕它（大清国）亡喽！”的忠诚和殷切。也是在悲叹那种令人无法忍耐的“世人麻木“。
世人的麻木：
1624年英国，说的是西方脍炙人口的John Donne那种古朴沉重的诗句“每个人对死者都有他的一份责任，那丧钟其实也是在为你敲响”(见《No Man is An Island》）。
1984年捷克，说的是Milan Kundera诺贝尔文学奖名著中的那种“使人忍无可忍的轻视”（见《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2015年：说的是司履生教授的劝诫不要”陪魏于全殉葬“（见《魏于全弄虚作假被揭发后10年祭》)。这不仅是一个造假的人、一个学术道德机构或一个科学院的差错和悲哀。大家都有份，怎么办？
回到十年前：自然杂志那篇专题报道《名誉于羞耻》还观察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曾有一种流行的大众媒体叫作“大字报“，现在的互联网或很相像，就如方舟子的《新语丝》；或如所提到几位批评者都仍是上告无门。
再看十年后的今天：洋人不懂的是，学术的威严虽然令人忍无可忍，但谁也不会再憧憬”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我们都站在司教授身后等着，中国学术道德权威会给出一个正经说法，或可纠正这个天大的”国际玩笑”？
1990年代，说的是已故罗沛霖双院士的答记者问：“如果您所说的是正确的，遭人反对，后来证明您说对了，您会怎么说？答曰“无可奈何”（见《罗沛霖文集》）。
2001年9月11日美国，事后查得：之前近两年共有十几次的各种手续都可能阻止已经违法违规的肇事者过关，但由于疏忽全都“错过了”机会。大家平时都不尽职责，最终酿出大祸。还能再指责别人吗？造假的人自然自知是在造假，但这所有相关的人是按什么原则、做啥呀。旁观者“清”了吗？
《自然》杂志事先一项作者规定、事后一篇专题报道，就当年把责任脱的一干二净。而官僚主义的机构还说：没有收到杂志要求数据的通知。人家在世人面前已经当众批判了您。还拿着自己不当外人地以为，会先“内部沟通”怎的？您还得耗到啥时才能下决心自己洗面革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