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芯事》作者谢志峰君，携他的出版人（上海科技出版社）作了对青少年关于集成电路芯片的讲演。我专程赶去，顺便与2003年共事中国成功微处理器的老朋友聚会。他这是一部出版在中兴受制裁的“非常时期”，成为很轰动的杰作。
同期，有本关于中国芯片的书，取名《芯想事成》，讲述中国芯片发展的历史。名字取得真俏。Lydia热心地推荐了我该著作的摘要。中国芯片60年发展小史：造得出“两弹一星”，造不出芯片？
我觉得，这后一本书的题目，套用“心想事成”的成语，但让读者处处读到是没做成的事，或竟是“心想事不成”，不知如何扣题？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眼下还是《芯事》的书名起得好，是“心事”，恰到确切之处，中国的“芯片人”的心事（“芯事”），是在中兴事件面前如何反思甚至自责。我曾与谢君说过“芯片危机，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是为什么”，引得老朋友追问我“你说是为什么？” 使我不得不道出我的简单观察：“是设计师没设计出来”。
经过这许多年，所有从事芯片事业的过来人都能道出个一二：自己亲身的芯片设计过失、或经营管理过失、或投资引进过失、或国家计划过失、或对技术与人才的判断过失，等等。或常有回顾说这是大系统问题，非常复杂。对，但是它的概率规律却非常简单：在以上列出的几个环节上，或在集成电路从设计到制造的全线流程上，每一道环节的因数，如果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简单概率来解析，这几道乘法算下来，五个50/50成败概率链接成了一个序列，其成功概率就已剩下不到3%啦！这是冷酷的客观现实，其实任何行业在国家或工业体系层面上都有同样苛刻的过程，每天各行各业都有成功，也没什么新奇、或“体现社会制度优越”与否。
如上，科学技术必须受到相当的敬畏，不是谁都做得来，也不是谁都计划得周全，也不是简单财力所能及。受到敬畏的是其困难和客服困难的努力；受到尊重的是能交付难题的工程师，而不能是还没做成事的人、更不能是做不成事的人。至于奖励，民间已有（如诺贝尔奖，行业的最高成就奖等），商品成就得国家奖、或成为院士、或成为立法代表、或成为社会名人，世界绝无仅有；那是因为科学是国家意志和资金下的科学，才有了这个中国特色。如果要重复研发已经商品化的科技，在世界一般就得不到国家经费了。只是因为要填补国家空白，才有了国家资助重复设计的情况。如果国家出资重复了别国的产品，别国就会误认为是国家在系统化地出资竞争世界市场。如果每件事都要填补国内空白，就需要国家出很多的经费，世界的国家多数花不起，所以才有跨国供应和贸易。一个国家能认可和宽容多少别国的供应，取决于相关贸易制裁甚至备战的国策，或就有所取舍（例如如果在战时是否要暂时牺牲民众的手机、电视等电子娱乐的更新？例如国家是否要接管某些关键民企？例如现实中伊朗因为被经济制裁进口部件不足，飞机失修就常出事故）。虽说看上去事关生存，大国和小国的选择和策略会不同。以上这些，世界上误认为单有一种例外的“中国逻辑”（不是大家都懂的逻辑），于是就要说服对方我们的无害于人，不然它会越发地加以限制。一旦一项技术形成了商业成功，一个国家之内或盟国之间的企业都会互相保密，叫做知识产权保护，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帐”。唯一的办法，如果在科研和发明的阶段，在进入商品化之前，成就就是自己的了，别人也无法限制和控制了。太湖之光就是一个国家意志成功，还应该归功于其选择的策略：中国超级计算从使用过进口关键芯片，经历过发展先机体系结构的成功，数代之后达到独立设计先进芯片，一个混合和汇合的发展路线。
《芯想事成》书中的一个评价，以两弹一星与芯片事业相比。好像是说两弹一星成功了；芯片事业却相对坎坷。但是为什么呢？
两弹一星的领军人，那才是“心想事成”呐！为什么说他们是心想事成？两弹一星的领军人们曾已经是在世界工程理论和实践中的佼佼者，会做、做过，成功过。他们回国前的世界科学贡献已经是世界一流甚至是世界第一的了。所以他们能在更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完成伟大的使命。在他们的成功概率中：技术能力远超过了50/50的概率把握，在国家尽最大努力也远不够发达国家财力物力的艰苦物质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功。
为什么说芯片事业不能算是心想事成？在中国商用芯片行业，事实很少用上了如两弹一星这样水平的人才，所以就没有可比性。技术能力不到50/50把握的（因为人才在国外其实并没有会做、做过、成功过），学费总是要交的。国家也尽了最大的财政努力，虽然30年来总是在嚷不够，但比两弹一星的年代要强多啦。我的问题是：老把芯片与两弹一星相提并论，不看实质问题，其隐含的复杂逻辑就成为：事情虽然没做成，没能胜任的人却已与两弹一星成功科学家相提并论了。他们的待遇和荣誉确实却比两弹一星的老一代要高到了天上。
既然没有了两弹一星那样会做、做过、成功过的人才，芯片事业的领军人只能加倍战战兢兢地努力进业才可能成功。而我们的芯片人，事情还没做成之前，就比两弹一星时要夸夸其谈、名利双收。或曰：前者是经受过实践检验、鞠躬尽瘁的事业家；而后者没有成功经历、急功近利的半工半商，还有的改行成为管理科技教育的官员或政府的专家。情况截然不同，唯有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的核心处理器团队，他们是才是能完成中国大成就，且对世界计算机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芯片人。在一代芯片人之中，只有他们才能无愧地与两弹一星的前辈相比。
举个例子：这一对来自无锡的芯片人，一文一武，两位的月薪各为几千人民币；他们曾带领的海归人才月薪则是其20倍（不过至少他们还是在自己负责的方面“会做”和“做过”、技术上合格的）。两弹一星和超级计算芯片，是在不同阶段的国家项目，两代人都完成得很出色。但商用芯片不是。还是请不必再以国家意志的名义说大话。少出名、多努力，学习默默无闻、连院士都当不上、专注巧思和勤劳做贡献、真正代表国家亟需的那些中国芯片同行吧。
《芯想事成》书中提到胡部长在90年代的功绩。他曾抓住时机，促成了中国集成电路发展最有为、最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个是行政上的成就。领导当时就指出了成败关键的要旨；但执行力靠的是整个体制中各个环节上取得胜算，才能完成计划与预算的目标。书中提到了当年无锡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的功绩。但我还是更崇尚2000年以来，来自同一个城市、有名有姓而默默无闻的天河超级计算机处理器总设计师和总指挥。他们所完成的军令状，在中国芯片行业中，却才就是证明了“有志者事竟成”。记得他们当年说的，就与胡部长所当年所说的一样，大意都是：只能成功，不然错过时机，或就赶不上世界先进了。既然是“军令状”，可想而知这个团队是如何下决心、受鞭策的了。既然完成的是军令状，谁也就没有名利双收的奢望。这才是科学家。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科学家，是他们极功尽力不计得失的努力，才创造出了当今的科技和工业文明。
科学没有国界，是说中国的科学家也要贡献世界一流的发明创造，并不是说请留学生海归复制外国同事的成就来填补国家的空白，尤其如果自己也拿不出先进的科学成就来贡献世界。
中国芯片曾有一次在早期科研阶段发展的机遇，却是在1984年。与谢君或合著一部《心事-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