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
2011-04-27 李溥
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南开中学杰出校友罗沛霖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4月17日0时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罗沛霖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在电话里听他的老伴、95岁的杨敏如老师说的，令我感到愕然、意外！不禁一下子回想起十多年来，我总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无数次来到罗沛霖杨敏如夫妇的家中拜访、看望、求教、长谈，使我获益匪浅，并对二位老人的过去和家庭有了更多了解。罗先生是天津南开中学杰出校友，杨敏如老师四十年代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也是重庆南开中学杰出校友，因此，每次总有说不完的关于南开、张校长、喻主任的内容。并因此，我们也恭请杨敏如老师出任《南开中学知名校友风采》一书的荣誉主编。听杨敏如老师说，罗先生的好友钱学森逝世后，好一阵子令罗先生的心情都不好。
罗沛霖1913年12月30日生于天津。其祖父不富裕，替人家管账管产业。其父罗朝汉是中国最早的电报员之一，辛亥革命时任北京电话局局长；学郑板桥画墨兰竹石，会书法，懂文物鉴赏（附：2010年罗沛霖在其父的画作前），也懂些电信技术，1924年与舅父孙洪伊（天津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天津合作创办了北方第一个电信方面的学校天津电报学堂，培养了早期许多电信人才。19251931年，罗沛霖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师从吴大猷、张信鸿、汪志青等。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1950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二机部电信工业局技术处处长，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副厂长、总工程师，第二、一、三机部十局副总工程师、科技处处长，四机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四机部、电子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第一、二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罗沛霖在电子学与信息学领域造诣精湛，在雷达、信息理论、电子电路、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电机、电器、工艺评估方法学、经济财政数理分析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等方面贡献卓著。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荣誉理事、中国电子学会荣誉会员。参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倡议并起草了《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的建议书，当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并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信息发展普及教育丛书》等重要科学文献。
罗沛霖院士学识渊博，待人谦和，受父亲影响，书法造诣，也有很深功力（附罗沛霖墨迹），热爱母校南开；1999年10月17日，86岁高龄的罗沛霖高兴地与申泮文、刘东生、梁思礼、邹承鲁、李林、刘宝珺七位院士校友参加了南开中学建校95周年庆典。下午，他在翔宇楼报告厅，为在校学生做了题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我的人生道路》的精彩报告。(下圖：罗沛霖等七院士校友在南中母校合影，左起邹承鲁、李林（女）、刘宝珺、罗沛霖、申泮文、刘东生、梁思礼。）
其中他讲道：“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是1931，就是‘九.一八’事件那年。我经历的是‘后五四’时代，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和‘七.七’事变，对我青年时代和一生影响很大。” “我小学主要在北师大附小，中学在南开，大学在上海交大，后来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都是名校。但我想说的是更重要的是自己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藉学习，向别人学习；要相对专精，也要旁通博览，去伪存真。”“从家庭影响看，
我有了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认识，选择电信专业也与此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影响。”
“在初二、初三时，我参加了南开无线电社。先做矿石机，后来做了单管机，用耳机听广播。我还把父亲办的电报学校的仪器搬回家试验，做完了再搬回去。自己也做些简单的试验装置。……我高中三年级就年大学物理课本，老师是吴大猷（后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张信鸿老师高三数学讲得极好，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南开中学图书馆有很多图书，而且开架，我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课外书籍。”
“中学在南开，校内有共产党员，我却不认识。只听说当局来抓人，一个跳窗逃脱，还有一个因是华侨被保释。初中时一个很好的国文老师汪志青，后来听说在上海被关监狱，我想他很可能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遭受迫害的左派。”“知名的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比我早一班毕业，思想是进步的，和我说：‘光靠读书不能救国，不搞政治不行。’对我很有影响。”
“‘七七’事变后，有几个交大同学到汉口，他们要去延安。我知道了这件事，就想，延安是抗日的希望，于是，我辞掉了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工程师月薪大洋120元的不错工作到了西安，暂住在一老同学家。我写信给张伯苓校长（他认识我父亲，知道我这个学生）我听说张校长很重视周总理这个关系，求他写信给周总理。我在西安没等到信，就自己写信给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驻西安代表林伯渠和我面谈，让我先去延安参观一下再定。于是参观后，我又回西安打点书籍衣物，回到延安。这时张校长的信也到了，我想，既已达到了去延安的目的，就不要再麻烦周总理了，就没用这封信。”
“时间已是1938年3月。4月里成立了延安通信材料厂，我是唯一的工程师，负生产和技术全责。”“厂里只有一台手摇车床、一台手扳刨床、一台手摇钻床、一台用十磅榔头打的冲床和几把虎钳。要做电台，电子管和手摇发电机是买来的，可变容器要自己做，这比较困难。……条件是很艰难的，我和同事们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做出了六十多部电台送到抗日前方。”“1939年夏，我们一部分人疏散到了重庆，主要做地下工作，也搞一些公开得科技工作。在重庆也经历一些风险，如皖南事变时，我也上了国民党得黑名单。”“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毛主席还单独接见了我们科技人员组的三个负责人，给我们很大鼓舞。”
“1947年，我结束在重庆的工作，回到天津。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才，你尽可能想方设法到美国去或实习或到学校修个学位也好。’这样，我得到当时来到北平的钱学森的建议和推荐，带着地下党拨给他得500美元和第一套西装到了美国，在1948年秋天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这个学校小而精，今年美国报界为大学排名，名列全国第一，获诺贝尔奖的校友15人。学校确定我直修博士。……1950年夏，美帝侵朝，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调查钱学森，我想不能再延迟了。于时趁刚放暑假，教授们还在校，匆匆忙忙通过了答辫，乘船回国。1950年，我刚刚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到学校寻找我的下落。”
“抗美援朝时，我负责指导研制生产骨干级无线电台，提供前方。”“回国后不久，我受命筹建国内最大的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厂。195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2年，在多年多次提出建议而未果的情况下。我起草了一个扼要的文稿，尽力说明建设国家工程院的道理和必要性，并联合了有誉望的专家，共同报到国家主席处，经中央研究后批准，于1994年正式成立中国工程院。我再一次在国家重大决策的时刻，光荣地做了一项关键性具体工作。”
“多年来我所做的科技工作，就成果说，也跨了几个专业，如通信、雷达、计算机、电机电器、电子电路、信息技术等等。”
“我讲了这么多，还是那句话你们年轻人是支撑我们的未来的，现在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实践，趁风华正茂，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将来肯定会用起来的。”
罗沛霖院士学长亲切的如唠家常般的深入浅出的并蕴含深刻思想性的科学报告，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并由此在南开中学校园里，兴起了追慕院士、学习院士的“院士热”。
谨以此文缅怀罗沛霖院士校友！
2011.4.24
作者：李溥 (本文来源：天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