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楊敏如
临湖轩以东的未名湖一片碧波清水，那湖光塔影，那岛亭柳岸，可称燕园胜景之最。第一次瞥见它，它便使我感受到只有在母亲怀中才有的温暖和安谧…
秋深了。独自黄昏，多番陷入回忆与遐想中。往往在这时，心底荡漾起那深深爱恋着的未名湖水的涟漪。它依傍着衰柳、白云、石舫、水塔，亲切地聆听着我这七十年前的老友的倾诉… 
1934 年，我十八岁，来到多处呈现大自然之美和古老文化气息的北京，进入私立燕京大学读中文系。第一使我惊喜莫名的是这今古交融、中西合璧的校园。那堂皇宫殿似 的建筑：一对石狮守护着厚重大门，迎面是蓝空下的白玉华表。巍峨鼎立的是贝公、穆、睿三座教学楼。向右深入，则见庄严的图书馆，玲珑的姊妹楼。在佳木葱 茏、芳草如茵中，较远卓然独立的是适楼，较高龟驮石碑处有钟亭，旁侧有大体育馆和琴室，呵护着作为女生宿舍的两两相对的四个院落。各院门首覆着紫色的藤 萝，墙上铺有秋冬的红叶，门外边有迎春、桃花、李花、丁香花衬托着女生们的贵重气质。这可是深闺。男生们一年才准进来窥探一次。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潇洒的临 湖轩以东的未名湖一片碧波清水，那湖光塔影，那岛亭柳岸，可称燕园胜景之最。第一次瞥见它，它便使我感受到只有在母亲怀中才有的温暖和安谧，我向它注目， 它绽开笑容，似乎说：“新同学，欢迎你，这里将是你四年的新家！”
才住下来，就收到女部的邀请，要我们穿上出门作客的衣服，在一所华丽的厅堂里，会见部分教师和同年级的各系女生。第一位笑盈盈迎接我们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雷洁琼（这里我 恭敬地祝贺她百岁寿诞！）她用广东腔的普通话向我们作自我介绍：“我是雷洁琼，我是你们的导师（音如“肚丝”！）。”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风格和模样的同级各 系同学，也一一握手相认。还有一些被请的男女教师，也作了简短的欢迎辞，并且不无幽默地夸耀所主的各系和其特点。我感到自己被尊重为大人，不像在家或在中 学里，只会被母亲和老师当作孩子、后辈，再三地叫我听话，一味地叫我用功。
以后是选课，先到贝公楼系里见到中文系主任，背后大墙 上张贴着课程名称与学分及任课老师姓名，可参照文科、理科、主修、副修的分界与要求，自己把要选的课记下来。有的课是外系的，需要到别的楼去登记姓名。最 后手续是请系主任签名认可。只见到处是骑自行车或步行的学生，兴高采烈，蜜蜂一样地穿梭出进采集、寻觅，或抢先在叫座的名课单上签名（超出限定人数，就只 能做旁听生了）。我那时也严肃起来，仿佛不是为母亲、为虚名、为糊口而读书，恐怕真是为珍贵的一生负责了。那一年级的课程——教授的阵容与课程的深奥就令 我咋舌：1、大一国文一班，任课教师是中文系主任郭绍虞教授；2、大一英文A班，任课教师是外语系主任谢迪克教授（H.Shadick）；3、普通生物 学，任课教师是生物系主任李汝祺教授；4、普通心理学，任课教师是校长兼心理系主任陆志韦教授。由此可见学校对一年级学生的重视与培养。每课配备助教，课 堂的与实验室的。学生从课堂的教学深深觉出教授的渊博与诚恳，再于辅助教学的图书馆中得到更宽厚的知识，才真正知道求知的乐趣。我在中学，成绩平平；来到 燕京，成绩出现了飞跃。同来的同学笑着说：“杨敏如念书开窍了！”
当然图书馆是我没有一天（除星期日外）不到的地方。图书馆的特 点是肃静，你可以听到足声，衣裳窸窣声，椅子挪动声，从地下室提上书来的辘轳声，但是你难得听见人的笑语声。偶然有人交头接耳，只要旁边看书的人抬起头 来，对他一望，就立刻没有声息了。最快乐的是当读完留下的作业，伸伸腰，走到查书的柜子旁，找出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很快把它借到手，回到座位上恣情地看 着。有过一二次，竟忽略了时间，忘记了上课。
作中文系学生，似乎更加繁忙。每位教授轮流请我们做客，老师们讲着他们正在研究的题 目，或买到什么宝贝的书等，我们如坐春风，贪婪地聆听他们的高论，吸取他们的心得、观点。光是研究生就足以使我们一年级生惊佩不已。吴世昌高谈阔论，他在 批评胡适；陈梦家在讲文字、音韵，而我却只知他是新月派诗人；更有一次，主任把我们聚在未名湖的岛亭上，聆赏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谷音社来唱昆曲。清华大学中 文系俞平伯、朱自清、浦江清等名教授平时都还没见过。听他们唱，真是如听仙乐。郭绍虞见我喜爱昆曲，便常邀我去他家，他按风琴，我和师母、大妹唱着玩。曾 请到杨荫浏先生为我们拍《出塞》。有趣的是不用工尺谱，而用五线谱。后来在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中央大学词曲教授唐圭璋，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 生、谷音社台柱陶光都正在南中教课，我们纠集一些爱好昆曲的同事，每周末在我家学唱昆曲，时间一长，名扬于外，颇有一些名人闻声而至，如胡小石、卢冀野、 吴白匋、张充和、章元善等，无不引吭高歌。一声“漫拭英雄泪”（《山门》），正好宣泄一下对残暴的日军和乌烟瘴气的国民党政府的积愤。
我们中文系还有冰心师的义务授课《新文艺习作》。没有大纲，没有专论，她的课十分动听，记得她讲《西厢记》中两句：“猛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 长亭，减了玉肌。”经她一解，我越读越有味，渐渐迷上了中国艺术语言之美。这样的出自个人创作经验和感受的教课，我认为是金针度人的传授，怎不叫人感动！ 以后几十年我也学会这种倾心而教的方法，也一样赢得学生的感佩。期末考试，更是妙绝，冰心师叫我们每人出一本杂志，一个人既是作者，也是主编、责编，乃至 封面、插图、美术、装订全都要自己来，我不仅因得了好分数而高兴，更令我高兴的这种考试方法真能使教师对学生的文化程度、作事能力、思想、心态都了解透彻 了。可惜我教了一辈子书，不能尝试这一好方法。当然冰心师不只一次带我们到未名湖上的石舫，她的性格就像那一泓秋水，睿智、温和、深情、循循善诱。我们女 生尤其喜欢听她现身说法地谈爱情和人生，有的女生愿意向她倾诉自己在爱情中的困惑、犹豫和痛苦，希望听到她的分析和忠告；解放后，我又从她学到了坚毅和勇 敢。她的丈夫和儿子被诬为右派，加上“文革”时面对的猛风暴雨，她都挺过来了。自吴老逝世，她又偏瘫，冰心师反而登上生命的最高峰，她从不能写字练到写就 一笔苍劲秀拔的好字，她每天写作不已，仍旧以天下为己任，以文笔作戈矛。她笑着对我说：“每天写几百字。登不出来就往抽屉一放，这叫‘抽屉文学’。”
同学中有不少人知道我对英文系主任谢迪克教授的“崇拜”。他确实是位挺负责任的好老师。那时我们的大一英文，用的是学校自选的英文名篇——诗歌和散文。他迈 着八字脚，操着英国音，在学生座位的行列中一边走着，一边吟哦着莎士比亚的诗。除读书外，每星期要交篇作文。把纸叠成两半，文写在右半张纸上，左半张纸留 给老师批改。隔一个月，学生拿着写过、改过的文稿，到办公室去见他，他再亲自对你指点。所以，一年下来，我把常犯的文法错误及用词不当都纠正过来，打好了 我的英文基础。他还请助教赵萝蕤大姐给我们上翻译课。记得有一次译的是鲁迅先生《药》中的一段，我听说当时谢教授对鲁迅的著作已有很深的造诣了。赵先生在 我的卷子上没有写“good”，而写了“好”，我觉得十分光彩。几十年后，山河依旧，人事沧桑，忽然听说谢教授重返燕园，他带来了对燕园的依恋和对中国的 友情。他身上携有两个名单：一个是他教过的学生的名字和成绩，另一个是他最希望见到的学生和朋友。他很高兴见到我，因为他从名单上查到我的姓名、班次和分 数——最高分“9”。他听说我的嫂嫂戴乃迭是从前他的同国籍同事戴乐仁（J.B.Taylon）的女儿后，想见我的哥哥杨宪益和嫂嫂，一叙友情。同时使他 伤心是的一些他想见的朋友，学生如顾随、吴世昌、子冈、吴兴华都先后离世了。他提出要为北大学生上课。当年美日宣战，日军闯入燕园时，他正为学生上《罗密 欧与朱丽叶》。此日重来，他要再讲莎翁此剧，圆上这个梦。连续讲了几日，我和赵萝蕤先生，每日清晨由城里赶到北大去听课，课室赶上修缮，很不洁净，学生不 惯听英语课，课堂秩序不好，虽有前排我们几个频频点头会意，我看他还是有点失望的。但是燕大的老同事、老同学热烈地欢迎他，请他吃饭，听昆曲，见过侯宝 林，在看到新中国的许多新气象后，他还是满意而归。听同学黄宗江说，他曾在美国谢师的家中做客，康奈尔大学环境优美，谢师用许多上品的西洋音乐待客，他的 书架上有顾师的书。原来我离开燕园后，谢师就去顾师班上旁听词曲了。我听了后，十分羡慕黄宗江，但是以后是不能再和谢迪克老师见面的了。
进入燕园，宛如进入一个团结友爱、良师益友的群体，每人不仅拥有同乡同系同中学同宿舍的朋友，还会有完全陌生的、不大理解的、不同气味的但终于熟悉了、理解 了、臭味相投了的好伙伴。在燕京，仿佛有什么魔法，把我们燕京人都融成一片。这里尊重独立、自由的思想，没有等级观念和精神压力。我得天独厚，来自教会学 校，二年级就加入了以宗教名义结成的团契——光盐团。“光盐”二字，来自圣经，意思是做人类的光和盐，正是人类所亟需的光亮和咸味。我和契友们，不分男 女、班次、系别，只要觉得“光盐”的要求符合自己的心愿，就可以成为兄弟姊妹，结为契友，我们这里有龚澎（原名维航），一二九后有了觉悟，参加了革命，在 外交工作上立了功，我们颇以她为荣。还有王锺翰、金奎与杨友凤，都是契友中的佼佼者，不幸曾被诬为右派，我们藏起同情，封闭了来往，直到噩梦过去，才敢格 外珍惜他们。现在，存留的契友仍旧坦诚相与，互助友爱，远在国外的常通款曲，如孙幼云、费美云等，同在北京的是亲密知己，如杨友凤、卢乐山等，几十年关爱和友情的给与，如今近九十岁，竟得到加倍的力量和安慰。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陷于敌手，我和一些住在天津租界的同学，没有听 到枪炮响，没有看见日本兵，就沦为亡国奴了。半年后，学校通知我们返校复课，系里也来信要我完成最后一年学业，我就于1938年春天回到燕大，读完课程。 一年后，又值春季，拿不到学士文凭，系主任叫我当系秘书，半年后，和35级一起毕业了。系主任叫我攻读研究生，我已无心读书，又磨蹭了半年，终于有机会去 重庆大后方。在燕京一共五年半，才结束了一生的读书生活。
1938年春天，我经过津京火车站和西直门两道屈辱性的盘查与搜身，来 到悬挂美国国旗的燕大，校园宛然，师生依旧，春天的桃花、李花开着，钟亭的钟声响着，但是，风雨如磐，山河破碎，未名湖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燕园失去了往日 的生气，一切都在黯淡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真理在哪里？自由已失去！人民水深火热，空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首 先我将补足遗下的课。我从二年级上顾随先生的词曲课，学习填词，就得到顾师的赏识。但是我从来不敢登门造诣，甚至不敢到教员休息室单独求教。此刻，半年不 见，先生老了许多，他身体不好，坐骨神经痛，上课时穿着棉袍子，夹着椅垫子，进了课堂，放下书包，抬头用温和的目光扫视我们一遍，再从书包中拿出经他批改 的我们的上周作业，往桌的右角一放，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他昨夜不眠时作的词，开始娓娓地谈论起来。待读到一首宋词时，兴致全来了，目光炯炯，语句有声， 一片神行，旁征博引，把他的心、神、学问、灵魂全交给我们了。此时他的课更多的是弦外之音，常自称是弱者，以自嘲掩饰痛苦，其实在我们看来他才是真正的清 醒者和勇者。批改学生之词，更便于他激励同学。我曾写过这些词句：“相期相望，重山重水，渐行渐远。”他给我密密麻麻画了许多圈圈，却没有一句评语，但我 也能心领神会。当时，中文系请来周作人讲什么《颜氏家训》，学生对他的抵抗表现在不选他的课，这一招很灵，因为够不上八个人，他就不能上课，只好灰溜溜地 走了，本要增加日语课，请来周作人之子，此人在燕大十分孤独，人戏呼其绰号：“人头太次郎”。不少西籍教师主动保护学生，校车在西直门停下检查时，同学多 把自己携带的书包掷给西籍教师，他们无不帮助掩护。人传夏仁德先生最善于帮助进步同学脱离险境，送到后方。一天，他在宗教学院做礼拜讲演，题目是“耶稣的 不妥协精神”，大受欢迎。
拿到学士文凭，我的心更茫然了，我一直在设法寻求一条稳妥、安全到大后方的路，这时，系主任叫我考研究 生，读硕士。我居然考上了。住在校内的一位宿儒张尔田老先生（张东荪之兄），在燕京新闻上看见我的词，特把我叫去。听说我考上研究生，非要当我的导师，教 我学周邦彦词不可。这看起来也像是一条“辉煌”的路，将来再到美国哈佛大学走一趟，回来不难当一名教授。但是我想，我羡慕的是一二九、一二一六时期，走向 革命的那几个同学。他们离开燕京后，我常想起她们，并且对自己那时的糊涂、懦弱感到懊悔。现在又眼见更多的同学离开了，消失了，她们都在抗战前线接受炮火 的洗礼，她们都走向时代的前列。又有一些同学被捕了，可能已经为祖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还念得下书么？或作什么“锦绣前程”的梦么？况且我未必不在危险 中。我和在昆明的妹妹、在陕西的朋友和即将由英国直赴内地的哥哥通着信，使我时刻担心敌人的检查。一次我在城内遭到一个喝醉了的日本浪人的追赶，倘不是两 个人力车夫设计跑散，救我逃过此劫，我恐怕遭大难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抗日。什么是自由？当时的燕园已没有自由。怎样去服务？我要到后方去教书，像我 的老师那样教书。
1939年寒假，我得到了和母亲一起经香港到重庆的机会，我要悄悄地离开燕园了。最后一日，我到朗润园郭师家辞 行，没料到他那么热情地支持我。我们对前途满怀信心地互道珍重而别。然后我回到宿舍，再出去把适楼、钟亭、琴室都巡视一遍，抚摸楼梯桌椅，穿过小径树丛， 最后来到未名湖，我深情地对它说：“抗战一定胜利，我必在胜利后回来！”进城后，我第一次找到了弓弦胡同顾宅，去向顾师告别。先生正在写一张条幅。上面一 首《临江仙》末二句是“一双金屈戍，十二玉阑干”，这是隐晦地以意境抒写囚徒之悲，我要了那张条幅，还要了两本书，一本词集，一本剧曲，都是先生的创作。 我详细地告诉他我的感受和心志，行程和打算，他连连说：“好！好！应该走，走吧！走吧！”随即用欢快的步子把我送出大门。我在重庆不敢给老师写信，一年多 后，我把送给他们的结婚请帖寄到燕大中文系，我想他们见到证
婚人张伯苓的名字，会猜到我是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的，那样他们就都放心了。
我在南开中学教英文和中文，正是我在燕京读书的实践和检验。七年半的教书方知当年在燕大读书生活之可贵。学与教正是人生的攀登之路，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黄金年 代。1945年抗战胜利，1947年复员返津，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才被调到北京，终于在以后的校友节中，我才重见久别的未名湖。
未名湖比从前更加光彩了，在充足的阳光下，它呈现着闪烁不定的灿烂的金波。我没有一丝伤感，只有重逢的高兴。因为它是变幻的，但又是永恒的，它是人生的缩 影，又是历史的见证。它和三十三年的燕京大学一起辉煌过，和那时的主人欢乐过、哭泣过；又和国立的北京大学达到更大的辉煌，和北大的主人一起改革、发展、 臻臻日上。
未名湖流在我的心底，因为我不能忘怀它，遗弃它，因为我一直在怀想它、感激它。那里有我的良师益友，我是在那里生长过 来的。它也不能忘掉那三十三年的燕京大学，那些非凡的学子，社会上出类拔萃的名医、名学者、名专家、名外交家，以及才人和教师，他们中几乎全是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三十三年中出现那么多人才？难道是渲染，是夸张？不，这是事实，历史是见证，未名湖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