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電子718廠(2007) A Closer Look into 718 Factories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记录 走近电子718厂

原載《電子元器件資訊》2007年7月第3期(應同興) 新浪博客 2008/12/9/19:02走近電子718廠(2007)

题记:电子元件是电子设备的基本单元,它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一个人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磨砺,会变得更加稳重成熟,经验老道,进入事业的鼎盛期;一个企业经过半个世纪的潮起潮落,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走近718,去触摸他50年来脉搏的跳动;走近718,去追逐他50年来走过的足迹;走近718,去聆听他50年来历史的声音;走近718,去寻觅50年来心中不解的答案……
718是新中国电子元件的发源地,718是新中国电子元件的奠基石;所以,笔者带着酒仙桥电子城情结,在718即将50周岁的时刻,走进熟悉又陌生的718。

掀开尘封的历史 解开心中的疑团

走近718,首先触摸到的是他的历史进程。回溯到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那时中华大地没有一家专业元件厂。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就把建设无线电元器件工业提到优先发展的日程。
1950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信工业会议”上,就提出了发展电子管工业,逐步走零件专业化生产道路,筹建电子管厂和零件厂的动议。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电信会议的建议,决定建立北京电子管厂和北京无线电零件厂。1951年10月29日,军委通讯兵部主任王诤根据总参的决定,就两厂的建设问题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书面请示。
周恩来当日即批示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杨立三:“同意设立两厂方针,具体设计和布置,待苏联综合设计组来中国后即与他们计议此事,看是否包括在他们的设计任务之内。同时请中财委亦告沙千里、林海云等同志,将此两厂设计与装配任务亦包含在他们贸易谈判任务之内,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厂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
1952年8月,国营北京无线电零件厂(又名国营102厂,这是第一代厂名,这个厂名鲜为人知,未公布于社会)筹备组成立,罗沛霖、秦亦山为102厂筹备组的正、副组长,直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电讯工业局领导。1953年5月,筹备组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领导,改名为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第一厂名718厂)筹备组。1954年5月,国家批准建厂初步设计,同年9月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驻厂专家进厂开始厂区土建,1956年5月,开始设备试运转和投入产品试制,1957年10月5日工厂建成开工投产。
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还是为后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1:前瞻性和高起点的完美结合。在建国之初,国家就把建设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和无线电零件厂提到日程表上,对电子工业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能不说是有战略眼光的。“一五”期间,电子工业投资55500万元,列入重点建设项目的有11个(实际完成9个),718建设总投资11429万元(实际投资14639万元),718占去了总投资的1/5还要多,可见国家对“基础先行”、元件优先的重视程度。就是放在今天,也堪称是大手笔。
启示2: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完美结合。尤其表现在周恩来的身上。总理日理万机,每天有多少工作等着他去处理,竟能在接到王诤报告的当天,就做出具体、细致及可操作性的批示,可谓是工作高效的楷模。一个占地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具有德国包豪斯风格的现代化厂区,还要安装调试2860台设备,从土建开始到产品试制才不到两年时间,速度之快是空前的。不要忘记这是在建国初期的艰苦条件下。
启示3: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原来心中一直不解:为什么由民主德国援建的718,竟列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现在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才知道当时总理曾有“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厂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的批示。王诤当时就建设北京无线电零件厂事宜,组织了与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洽谈,结果由于民主德国援建时间可提前一年投产,建厂估价又低于苏联,生产品种也稍宽,权衡利弊后,决定这个项目由民主德国帮助设计和建设,并列入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足见总理批示价值之所在。

开工初期显辉煌 “七年之痒”尽分拆

对中国元件发展史来说,1957年10月5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彩旗飘扬,嘉宾如云,正在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工厂剪彩并发表讲话,他勉励全厂职工乘胜前进,为发展祖国电子工业贡献力量。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钟夫翔等数百名中外来宾莅临祝贺。
开工初期的718,实行的是联合厂、区厂、车间三级管理,联合厂下设5个区厂,25个基本车间,18个辅助生产车间、工段;联合厂下设32个职能科室,区厂下设14—16个业务室。1958年各区厂改成相应的分厂,第十一研究所划归联合厂。1960年厂、所再次分开,从此第十一研究所一直归属部里直接领导。
718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元件厂,他的开工生产标志着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子元件工业。那时从上到下洋溢着激情,技术人员有了用武的天地,生产工人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管理人员拼命地学习新的知识;毫不夸张地说,大家做到了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搞生产,集中精力上台阶。记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回溯718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应该说开工前后的3年多时间,是人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成绩最辉煌的时期,有N个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有事实为证:
事实1:根据中德双方协议,德方仅向中方提供一套工艺装备,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四O区厂的职工勇挑重担,在消化德方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大胆投入设计试制,到1957年9月共设计制造模具1851付,标准模架2842付,工夹具2455项,不仅保证了开工生产的需要,还接受了其他单位的订货。
事实2:开工生产后,碰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改标问题。当时国内无线电整机几乎都是苏联标准,为了和整机配套,必须把产品的德国标准改为苏联标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在开工生产阶段已完成了80%的改标任务。虽然有些产品改标难度较大,但到1959年底,所有产品都转为苏标。
事实3:开工典礼后,工厂立即就进入快速运转轨道。当年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生产出无线电元件694万余件,磁性零件41万件,硒整流片2891平方米。到1960年,累计生产无线电元件26580.5万件,产品品种发展到203项,实现利润20511.3万元。两年多时间里,远远把年工业总产值5600万元、年产量2987万件的设计能力抛在了后面;实现的利润也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投资;职工人数也由初期的6510人,增加到11811人。
事实4:1958年9月,以杨方珠为首的半导体研制小组,克服了重重困难自制设备,拉出了纯度达99.99%的硅单晶,1959年投入批量生产,并开始试制硅整流器。1960年硅单晶产量达63.14公斤,小功率硅整流器25400只,中功率硅整流器2450只,使718成为我国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最早投入工业生产的厂家之一。
事实5:1958年,工厂成立了“8014”小组,开始从事人造水晶的研制。1959年,在直径50毫米的高压釜内,成功地长出了人造水晶并投入批量生产。人造水晶的研制成功,为我国压电晶体器件的生产,开辟了新的材料来源。
事实6:1958年,王思奇领导的“914”小组,研制成功导弹积分仪,仅1960年就向国家提供20台,为国防科研做出了贡献。
事实7:当年技术革新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出人才、出成果更是遍地开花:马炳文为首研制成功电磁振动送料斗;四分厂盖文升发明的钻头;三分厂谷文荣改革成功瓷棒倒角机;二分厂王怀臣研制成功回形引线自动加工机等都闻名厂内外。碳膜电阻器、低功率管形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等生产设备,在单机自动化和联动化改革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到1964年,718生产的“友谊”牌元件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1/4,军品的1/2,进入开工以来的鼎盛期;连同1954年苏联援建的715(成都宏明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建成投产),两个厂撑起了全国元件市场的半壁江山,为中国元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电子元件在品种、质量、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等方面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时的718联合厂成了北京市一张对外的名片,是外宾甚至是外国元首的参观之地;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陈毅、杨尚昆等都到过这里调研。
人的婚姻有“七年之痒”一说,巧合的是718也赶上了“七年之痒”。
1963年2月8日,第四机械工业部成立,718划归四机部直属领导。当时对电子企业的管理倾向于专业化和中小型化,认为这种方向便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有利于产品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同年11月4日,718厂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了四机部党组关于改组718体制的意向。1964年初,以王曙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进驻718厂主持改组工作。
1964年4月1日,根据四机部《四元字1035号》和《四计字1354号》两个文件,718联合厂的建制被撤消,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六厂一库一处:原一分厂定名为797厂(国营北京第一无线电器材厂);二分厂延续用718厂名(国营北京第二无线电器材厂);三分厂定名为798厂,(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四分厂定名为706厂(国营北京无线电工具设备厂);五分厂定名为751厂(国营北京大山子动力厂);七分厂定名为707厂(国营晨星无线电器材厂);原物资系统成立北京储运库(代号为802库);原生活福利、文教消防系统设为京东第一管理处。718联合厂在开工投产7年之后,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联合解体有起伏 陷入低谷再重生

从庞大的718联合厂,瞬间变成自立门户的六厂一库一处,说没经历过“阵痛”是不现实的。犹如一个大家庭,分家后有的会过的有滋有味,有的会举步维艰。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分拆后的六个厂日子过的还都不错,尤以798更加红火。这时的718从一家之主,变成了与其他五个厂平起平坐的兄弟。惟一剩下的财富就是管理家底比其他五个厂厚实,还有就是看家本领更加炉火纯青。
718看家的本领就是技术和质量。源源不断的新品开发,持之以恒的技术改造,精益求精的产品质量,一直是718的生存线和生命线,这也是“友谊”牌元件始终受客户青睐,尤其是受军工青睐的根本原因。
——分拆后的头3年,718加快了新品开发速度。1964年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新品有:CBMJ型密封精密聚苯乙烯电容器、CB14、CB15型精密聚苯乙烯电容器、RYS型水冷金属氧化膜电阻器;1965年固体电介质钽电容器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1966年RJ1、RJ2小型精密金属膜电阻器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这些新品的投产把工厂产品向高稳定、高精密和小型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技术改造瞄准自动化并获得重要突破。上个世纪60年中期,718碳膜电阻器的生产采用的是径向引线,产品生产技术落后,很难达到一级标准,用户也反映不方便使用,同时手工操作多、劳动强度大、产量低、成本高,成为阻碍产品质量提高的瓶颈。副总工程师郭以述在参观莱比锡博览会时受到启发,经与厂长兼总工程师陈克恭反复研究,提出了把径向引线改为轴向引线的设想。在四机部的支持下,1964年7月13日,由718、706、709组成RTX八分之一瓦轴向碳膜电阻器自动生产线联合试制小组。一年之后,第一代样机运抵718进行试车;1966年上半年完成了第二代样机设计,正当安排下半年投产制造时,联合试制小组被文革浪潮冲垮。1967—1968年,又由718、706、700通力协作完成了第二代、第三代样机制造,设备性能逐步稳定,产量、质量迅速提高。1968年底,八分之一瓦轴向碳膜电阻器自动生产线正式投产,使电阻器的生产技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无论企业经历了多少次体制的变动,718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始终是让用户放心的。仅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获得国家、部级优质产品奖21项,其中CJ40型金属化纸介电容器,1979年获国家银质奖;RTX型碳膜电阻器,1980年获国家银质奖;RT14型碳膜电阻器,1985年获国家金质奖;RJ14、RJ15型金属膜电阻器,1985年获国家银质奖。
始料不及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涤荡下,从1991年开始,718出现了分拆后的第一次危机,有人用“三光”(人、财、物全光了)形容当时的窘境,人心涣散,市场萎缩,效益滑坡;到1993年底,企业跌入低谷,危机四伏,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元件厂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94年杨茂华厂长上任后,大力倡导“自立求变同心实干高质更强”的企业文化,先从体制机制上开刀,变无序管理的分厂制为责权利明确的模拟公司制,齐心协力搞生产,经营跟着市场走;到2000年前后,718在体制机制上又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搭上了职工持股会的末班车,由718控股或参股成立了五个有限责任公司,使开始走出低谷的718,又一次抓住了重新起飞的机遇。
2000年12月,根据北京市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的决定,成立了由700、706、707、718、797、798六个厂组成的“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18,这个开创中国元件发展史的第一厂,这个曾叱咤风云、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企业,在改革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他的名称不再继续单独使用了,但他的事业还在继续。
50年过去了,718经历过的一些问题,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思考1:主管部门的频繁变动,不利于企业的自主发展。50年来,718经历的上级主管部门有:第一机械工业部电讯工业局→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第四机械工业部→北京市国防二办→北京市电子仪表局→电子工业部→北京市电子办→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主管部门的频繁更迭,对企业的发展很难有长期行为,一会儿“下放”,一会儿“上调”,到企业真正需要有人管的时候,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过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为和中兴通讯在深圳创业,几乎是在无上级主管(当然政府在政策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政府管理主要体现在为企业服务上)的情况下,两个企业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接近900亿元,而且60%来自国际市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思考2:走专业化和中小型化之路,国外电子企业有成功的范例。我们管理现代化大企业,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前车的借鉴,所以1964年718联合厂分拆成六个厂,可能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决定的,无可厚非。但从国际上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来看,走的是多品种做大做强之路。我们喜欢做文字游戏,说“中小型化”好时,是“船小好掉头”,说“联合做大”好时,又是“航空母舰经得起风浪”。其实,不论做小做大,只要做好做成功就行。715没有分拆,做得并不差;1965年7月,774曾分拆为774、775、700,不久775又合并到774。分分合合,受损的是企业。
分拆前718联合厂的产品齐全,应有尽有:各种电容器、电阻器、电位器、硒整流器、高频瓷零件、瓷介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磁性瓷、浇铸恒磁合金、浇结恒磁合金、电表、话筒、扬声器、可变电容器、塑胶零件、标准金属零件等,还有工模具制造和设备修理,以及热电站、煤气站、给水站、氢氧站等动力系统,应有尽有,真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之势。但分拆后的718,产品主要以电容器、电阻器、电位器和硒整流器为主,如薄膜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氧化膜电阻器、光敏电阻器、大功率电阻器、碳膜电位器、微型器件、电阻合金粉材料等。分拆后的718,当时职工人数只剩下1446人,建筑面积只剩下2.7万平方米。产品线一下子缩小了很多,专业化了中小型化了,但风险系数也大了;家大业大的家长成了小兄弟,又站在重新创业的起跑线上。用伤筋动骨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思考3:现在一谈到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衰微,都喜欢把“市场经济”当成障眼法,,好像“市场经济”是天然“杀手”。毋庸置疑,很多老企业确实没有迈过“市场经济”这道坎,但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漂亮跨越过“市场经济”的台阶。一些企业特别是电子企业,在市场经济面前没有重续辉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和机制方面问题,有技术老化缺乏创新问题,有产品没能及时换代问题,有资金匮乏技改无力问题,有管理不善管理缺位问题、有人才流失人才断档问题等等。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有人还说那时候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衰微,与整个工人阶级精神地位的普遍失落有关,一如考古地层所呈现的年代学上的魅力,挽歌之后是晨曲。笔者相伴中国电子工业差不多将近50年,如何看待酒仙桥电子城的兴衰,以亲历者的眼光,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惟有人,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之所在;人,惟有人,才是企业成功和衰落的关键之所在。

特别鸣谢:在此稿选题策划、资料收集及采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电子元件协会电阻电位器分会副秘书长、原718办公室主任蒋满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此文中珍贵历史老照片,均是由蒋满泉同志提供。
原载《电子元器件资讯》2007年7月第3期
补记:这篇文章署名用的是应同兴。自从今年3月到《电子元器件资讯》编辑部发挥余热,就开始用“应同兴”这个笔名发表文章。我从事写作50年,用过10个左右的笔名。应同兴代表着我童年生活过的几个地方,我出生在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应县,9岁以前先后在大同、北京、兴隆呆过。从年头上说,在北京的时间是其他3个地方的10倍,但应县、大同、兴隆,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不能忘怀,我的笔名、我的文章,献给童年哺育我成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