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9 《容思》編者
记述与母亲杨敏如教授接受“采集”的一段经历
2010年8月，党和国家出于对老科学家贡献的认可，更深一步是党对科学后继有人的关切，立项了“老科学家成长历史采集”的国家经费项目。其中工信部电子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我们不妨沿用已经习惯多年的“情报所”名字？）领了采集罗沛霖双院士的项目。‘采集”开始的日子最容易记得，因为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工信部离退休干部局郑重安排了在我父母家里的电视采访。盛夏。但不得不关门窗、关掉空调，才能保证录音不至嘈杂；四个灯溴钨摄影灯，才能保证录 像画质；三人采访组加上老两口挤身在他们已经非常狭小和拥挤的主卧室（因母亲摔断了股骨未愈需要床边的空间，最大的一间起居室已经成了他们的卧室，卧室便 作为客厅）… 这是一个可说“艰难”的采访，又正当父亲连日失眠，状况不佳。母亲非常担心。采访持续了三个小时，父亲倒是谈锋越健，疲劳之色全无。完事之后，草草午饭， 父亲又在计算机上调整了未完成的自传草稿用电子邮件发给了项目主编。没午睡！次日累了，决定休息改日再访。哪想父亲即突发大面积脑血栓进医院抢救，从说话 困难到不能说话，8个月在医院的煎熬之后，老人家辞世仙去了（终年九十八岁）。
“采集”以来，情报所的项目主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弥补父亲不能亲自提供内容的困难，由我们家人配合提供素材和线索。我父亲2011年4月去世，到 2011年9月，“采集”工作进入收尾，项目团队超额完成了任务，在阶段项目汇报中情报所罗院士项目组特别受到了好评，随之又接受了中国工程院前十名创始和高龄院士的传记编写项目，仍写罗沛霖。真遗憾父亲自己看不到这些，虽然这次没有他亲自动手，事情仍能完成得如此丰富圆满。
“采集”进入收尾，轮到访谈家人了，结束遗漏和细节了。9月间我和母亲每在一起就不免议论父亲的生平线索。我给母亲讲解国家项目的过程，和如何配合贡献，帮助顺利项目结题等等。
向来，我母亲夫、兄二人（是她一辈子最关心、最重要的两个男子，又同时都是近年的电视名人和“大家”）的每次采访都是由她来“补充”而且往往让她发挥得淋 漓尽至。现在两位相继辞世了，任何采访到门上来，当仁不让是母亲的事。但这次是“项目任务”，没有了历来电视采访的“娱乐”因素，焦点都在“采集”过程中 的遗漏和细节。又是，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一次作采访“补充”。我到乐于承当这个繁琐的任务，帮助她整理线索，由她带领家人来接受结题前的最终访谈。
母亲的口才来源于一辈子教书上课堂的功夫，从二十多岁教南开中学英文，到师大中文系教授讲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到电视大学讲唐宋词，到九十岁以后在财 经学院文学遗产课的“十讲《红楼梦》”，跨三代，多少学生为母亲的讲演和赏析所倾倒。母亲讲演的一个得意之处是，讲到生动处到常常“走题”。通常，在讲习 时可以有意地“即兴”走题，为的是通过一段动人的关联事件引申自己的一个观点或以宽博的关联文化激励听众的灵感；题走得好在于能“尽兴”、而且能顺利拉回 本题，呼应回到主线的流程。这一次接受访谈，却是几次走题，是被我提醒了才想起原题；还有一次不觉之下在走题之中又走了题！访谈后，母亲显得灰心。她觉得 是衰老了，“不行了”。没有了我父亲，一切不能照旧了！
但我知道，这是母亲第一次有个儿子在场的采访，倒是影响了她的发挥。所谓发挥，就要出口成章，全新全程地推动。这次不见了往日的“行云流水”，也没有了她 常有的“推波助澜”。我们访谈前议论过《采访提纲》，母亲知我并不和她的观点苟同，所以在采访时谈谈便要看我表情。我则频频表示赞同。我们各自惶恐，适得其反，访谈进行得是真非常“走题”。
先是，我们已经同意了，我父亲最近辞世，巧合于国家对他的“采集”（工信部职员曾急于表示“罗沛霖采访后不是及时休息了吗？”其实过于敏感了。我父亲的病 因绝非因为他们的采访、或劳累所至）。我父亲的丧事，按“老话”可算是“喜丧”。不仅是因为他高寿九十八。常说，我们靠党的恩露滋养；现在党反而对我父亲 施以“采集”，可见其慈悲的重视和肯定。也可见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我父亲，一个平民老科学家辞世的平凡时刻，在不同尺度上所经历的无异于伟人的辞世。作 为我父亲的儿子，观察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就像是目睹莫扎特临终谱《安魂曲》和“死神”的交易。“采集”是与我父亲苟延生命平行的事件。是他一生与党的 最后一个机缘相逢。
我的一兄一姊说我对父母是“无限崇拜”。我父母四十岁上下才有的我。生下我后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和文革翻来覆去。父母自顾不暇，只是希望我能幸存。 作父母的也没个机会一贯始终地铸成对小儿的成长愿景。我妈妈常说：“就这么让你乱七八糟地长大了。”我从小生活上受外婆照顾。父母不知道，我常错把父母当 作“旁人”和“朋友”来观察和理解。我过了五十岁，平时和父母谈话不免总会“抬杠”。通俗的原因是“代沟”吧，其实更多于此。我父母一贯忠实地强调“思想 一致”，或不然要“统一思想”；我父母常批评我的“言论自由”，或要“自由表达”。我母亲说了她那个老姨太长辈在客厅里挂“童言无忌”牌的可笑往事，是告 诫的意思，却被我拿来当作免责于信口胡说的推辞。和我父母谈话，我们子女都总觉得太有挑战。现在我有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愿意主动交谈。不是乐于争辩。不必 事事统一，其实我是说要宽容不同意识形态和人生观的存在。
我的主题是关于罗沛霖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考证，我有意通过以上“走题”，激励起自己的一点灵感；或许能以此走近读者，形成一个有所共鸣的圈子？感谢 “情报所”的唐静女士。他给了我《采访提纲》列出了十二个 “补遗”类的问题，才使我真正对我心目中的父亲大人有了系统的反思。
现在就“拉回”到主题，我在陪母亲接受访谈前，通过和母亲议论，在《采访提纲》中简短评注了每个所列出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
Q（问）：早在1940年在重庆罗老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讨论还是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利于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罗老再次申请入党。1950年12月4 日，写了长达万言的自传，交给党组织。请问，罗老为入党做了哪些努力？他当时的内心思想是怎样的？现在是否还保留着这个自传？从1950年申请入党，为何 直到1956年3月24日，时隔六年才被批准入党？期间有否波折？周围人对罗老入党的看法是怎样的？
A（答）：董必武同志提出罗沛霖作“党外布尔什维克”更好，但等同于党员参与秘密地下工作（见周剑南同志解放后证词）。我们能理解的是，1940年代南方局在重 庆地下工作的一个方面的任务是团结和争取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罗沛霖的非党员身份，在白区左派知识分子圈中，事实更有说服力地帮助赢得了更多群众对党的支持和 追随。他的任务和活动大都相关创建和经营地下党的掩护公司，团结和争取知名民主人士，和吸收青年科技人才，后来延续到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直到中国解放。 罗沛霖1950-53年回国后即投身创始中国电子工业，出国使命频繁。但同时电子工业部门的领导班子并不赞同其延安老上级王诤同志委以全责的重用。 1953年后，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都影响到电子部党组织对罗沛霖入党动机或表现（？）的信任。罗沛霖1956年入党，但1957年因反右运动被决定预 备期延长一年。家庭关系也一直是个影响。我的母亲在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该民主党派有2/3的盟员被划右派。我母亲不是“右派”却被定为“右倾”，不 是“胡风分子”却在档案中被定义为“胡风分子的外围”（我姊就是因为母亲在档案中的“胡风外围”故事在女三中和北大不能准予加入共青团）。父亲的妻舅杨宪 益携英籍妻子戴乃迭是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他们夫妇一生以海外关系和间谍嫌疑（文革中住秦城监狱四年，后无罪释放）影响和限制罗沛霖在基层党组织和同 事间的信任。父亲的学识也并不是一如既往地被认可。在新中国也有一个时期，即“极左”的年代，当时“罗博士”实在是对我父亲的戏虐之称（如同现在人们所说 的“另类”）；而我父亲当年在延安疏散时授命进入重庆作地下工作，也被有人说成是“从延安逃跑到白区”（想“逃跑”何必进入敌人后方，而不跟着大军撤 退？）。
不尽成功的“母子访谈”之后，我们又约，由我自己到“情报所”里接受了一个后续访谈，把走题“拉回”，遗漏和细节才算尽力完成。我感觉到，我和母亲实际是在追随父亲继续了党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采集”的动机，体现更深一步的是，党对科学后继有人的关切。
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2008年（九十二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比我父亲的正式入党日整整晚了半个世纪。相随一世，他们夫妇反正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 克”。而且近年来我觉得他们所坚持的越来越象早年、理想主义的那种“布尔什维克”，倒不在乎与当前党领导下的现代物质文明和公众文化是否俱进。他们的中国 近代一百年，该是一个结束了的时代了。
（待續）
补遗：
尊家母建议：实在不喜欢题目《罗沛霖作“党外布尔什维克”考》中的一个“考”字。特此删去一字。罗沛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又何必在去考证。－ 罗晋，2021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