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o speak the Yang Family’s Past.
《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5日第五版，刊登了一整版《杨宪益家族往事之“三方通话”》。“通话”的三方是：罗家伦先生长女久芳老师，杨宪益外甥女赵蘅，和“曾策划出版过罗久芳老师几部书稿并成为朋友的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高艳华女士、恰好与杨家后人也相熟”。
“杨宪益家族”母亲和三兄妹图
“通话”中的“杨宪益家族”的核心大约指的是以杨宪益为中心的一个母亲和三个儿女及其他们各自的婚配和子女。在杨宪益一代三对中，他的两个妹妹健在；我的母亲是杨宪益的大妹妹杨敏如，一生教书，性直率、执着而喜争执，但平时很少参与写作和出版；她有三个子女都随其夫罗沛霖学工。我的小姨杨静如，一生写作，幽默、遂时而善遐想，是与年轻人相近而有影响力的作家；她有三个子女都随其父母从文。杨宪益这两个了不起的胞妹，记忆精确，观察敏锐，当然也知晓宪益和乃迭抗战时初到重庆的情景，包括他们夫妇回国即应聘中央大学的选择，及其“短命”的教书事业（careers）。这里可参考的素材和细节本很现成，但《中华读书报》却无意入了现代媒体八卦的俗套，杜撰出一段“杨宪益家族往事”…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在杨宪益所属的真正杨氏大家族中，不仅杨宪益是我外祖父杨霁川唯一的儿子，霁川就已是上一辈长子杨士燮的长子。传至杨宪益，家族中连续五代的长子全都在这一支。但杨宪益庶出于我的外祖母徐燕若，由于是唯一传宗接代的儿子其嫡母爱戴非常，从生下来就将他据为掌上。杨霁川因无子纳妾，与我的外祖母成婚六年，二人忘年廿四，情感尤深。外祖父并启蒙了外祖母的识字、写字、读书（两人最喜一起读林纾的翻译成古文的成套西方古典小说）。不幸他四十八岁病逝于伤寒（也或有因“白虎星”的亲子相克所致的迷信说法）。外祖母二十三岁开始守寡，一生坚强、智慧、宽容，继承先夫培养出了他们的三个了不起的亲生儿女。她与长女生活了一辈子，四世同堂，子孙后辈济济，享年九十五岁。
“通话”碰巧发表在旧历年前。最初是家母的一位当年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时的学生赵立生偶然寄来“通话”的剪报，后又听说有作协杂志转载，互联网上也到处转载和推荐等等，于是春节前后围绕着我们老人家便凭添了一个热烈的话题：每熟人来访、电话、书信等等都有提起。一时“八卦”弥漫，翻起重庆时代的种种事非恩怨。好不热闹。
两胞妹崇拜哥哥杨宪益（驻小金丝胡同初期的好时光）
家母不仅对她哥哥崇拜和关心备至，又因和母亲生活一生，永远有得是母女私语。我母亲在亲朋中是个出名的心直口快之人，由此自幼其母屡有“言多语失”的家训。家母人到晚年时，尤其最怕当众谈起以往的家事。其实是恐怕直白的语言中或得罪亲朋、或使时人“汗颜”。所以在杨宪益晚年文艺界旧交之间最为健谈的作家李辉先生只好评价我母亲算是“惜墨如金”。不肯写，不如说是不好写。对“通话”，家母的烦恼和失望何止多层多面。但老人家还是个“不写”的原则。于是我来自作主张，分享一些未来《罗沛霖自传》中与“通话”所及时空巧合的纪实。我是“杨宪益家族”中九个后代中六个外姓的后代之一，精确地说并不属于所谓“杨宪益家族”。幸或有读者或熟人，不达之处赏个“童言无忌”算啦（我是这一带中年纪最小的晚辈）？
家父母罗沛霖与杨敏如从十八岁、十五岁相识，十年后成婚，到先父于2011年病逝，整整夫妻七十年。我的父母算在“杨宪益家族”之内，抗战时都在重庆的，正是一群青年人风华一时的年代。他们两人关于这一段尤其各有文字和录音的记述。涉及当时的时事、社会、人物、情节、印象和思想等的细节，其中有些早已多次在各种的回忆文章中发表过了。与此相关的，家父临终工信部信息所才对他开始了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采集”的国家项目，我帮家母完成这项目所要求的访谈；之后又开始了应工程院征询补充完善父亲《自传》遗稿成书；同时还帮家母整理杨敏如罗沛霖的夫妻诗词旧作《蒹葭集》。
“通话”中所讲，我的舅舅杨宪益和未婚妻戴乃迭回国、成婚、就职、事业和追求，以及和家人一起的战时生活，也正是我父母携寡母到大后方、兄妹双婚、在重庆租居罗家伦先生小龙坎丁家花园两年的情景。家母时与罗前辈夫妇应酬，且喜久芳姐妹，偶然陪她们一起玩耍，教她们唱英文歌等。抗战胜利后宪益和静如两对夫妇随国立编译馆从重庆“复原”到南京。杨母随敏如夫妇迁回天津，中途曾在南京小住，但没有和罗家伦一家再聚会的记忆。四十年后，家母的爱侄女杨荧在美国求学时辗转结识了久芳老师，并备受其关爱等。但孩子们与她们的五姑（即我母亲在杨家大排行女孩中第五）和奶奶（即我的外祖母）所熟知的是，宪益夫妇对孩子们历来远够不上是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家母和外祖母一经表姐提起在异国与罗久芳的人生相逢，即颇觉感概。为此还在北京特别接待了久芳老师的一次来访，互相馈送礼物。这些即是“杨宪益家族”与罗家伦家庭两代之间的交往。
… 一个神童，一个天才，条件这样好，受的教育这样优质，又处在青春热血的年华，难免口无遮拦，自信优越感，轻视权贵。
杨家宪益确是一个神童。虽然自幼丧父，是他的嫡母和生母在遗嘱下忠实履行了父亲留下的优异安排，致使他的天才不被埋没；“受的教育这样优质”当然指的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习。但其时，他很快就耗尽了自家的钱财，进入二战的英国也并不再是什么优越发达的景气。如果说特有差异的，倒好像是杨家所富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在远不相及的牛津受到了催化，在杨宪益身上激发了一个火花灿烂的中西文化融合。我看这里重要的可不是他富裕家境所支付的优厚条件、或牛津大学的高质教育：杨宪益一路出国留学，花了充裕的金钱和时间先横跨美洲大陆、又遍历欧洲大陆；他所受到的不仅是在牛津大学校园、而更是在东西方各地的社会教育；他的学识更多地源于其清高追求的艰深欧洲文史学业（而不是寻觅和估量成功之道等现时人的计较），正规教育之外、加上他在欧洲广阔的游历和独立不羁的生活（而不是循规蹈矩旧时人的认同），都给了他丰富的体验和见识。杨宪益“青春热血的年华”又是靠了和戴乃迭结缘才有了方向：当时西班牙战争所象征的世界范围的独裁兴起和民主失利、英国在欧洲独自承担二战压力的艰难、加上乃迭生于北京其父母早年参加燕京和工合对中国有丰富的经历和见地，都影响了这两个热血青年选择要回到最艰苦的反法西斯前线中国。二次大战前后在欧洲留学的中国神童、优越条件、优质教育、青春热血、后来成名的精英很多，但如杨宪益戴乃迭急切选择在战时回到中国的极少。他们选择在国难中回到祖国，是身体力行的爱国青年榜样。
他们做出回国决定时，还在我的母亲陪伴外祖母赴重庆大后方之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杨家仍居天津租界的老宅，继任先父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任副理的七叔居北京。杨宪益的长妹就读燕京大学，住校园，间或在北京的七叔家或回天津度过周末。1937年以来日本已从东北进而侵占了华北和华东的大部。虽然在日军尚未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尚不能进入欧洲国家管理的租界和以美国中立名义保护的燕京大学，但她往返于京津两地之间，已每受占领军关口的盘查、在北京曾被路遇的日本浪人无端追逐、因通信遭检查已上了日伪当局的黑名单、妹妹已因左翼诗社的牵连不得不逃去西南到联大就读、男朋友罗沛霖1938年就已去了延安。杨宪益给妹妹的信中要求说：最向往去苏联但被欧战阻隔；我们决定了马上回中国。但是不能作为亡国奴迈入日本占领的北方土地；渴望去“迦蓝”（隐喻被当时“热血的年华”青年视为圣地的延安），或至少去西南（抗战大后方）”。至此，我们后代可否推测两个年轻人是做了个严肃的选择要回中国参加抗战，而不必断言他们自命不凡或恃才傲物，也不必推测他们若留欧赴美又会如何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并不是“难免口无遮拦”地“轻视权贵”，他们根本就是轻视权贵。在他们二十多岁时的青春年华，可谓励志不与陆虞候为伍。对“杨宪益家族”的这一家房客，罗加伦前辈自己的当面评论是：“你们一家人呀可真正是“潇洒”二字便做概括…”。咱家“后代”，哪怕能象一位房东那样识得“杨宪益家族”，也就可不必替长辈们辩解或抱歉了。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是：杨家人直到了杨宪益这一代，有所作为的人历来都最是谦虚和善，与世无争。但人们所不常说起的、或也有受时人诽谤的，倒是他们同时都特有骨气，直白地说就绝不会以权势衡量交往。举例说明：杨家上辈老四、老五官已做到了汉人在满清帝国所能及的最高（直隶总督等）、共和前后分别是袁世凯的继任和幕僚、且与其子女联姻，但因后来政见不合照样分手了；两个叔父最器重后代中的长子长孙杨霁川（杨宪益的父亲），在留学时就同学于后来的北洋官僚军政要人，和一位大总统是私交，但选择了弃政从商，独立创办中国的电信行业，并作出了一番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事业。袁称帝后失势来到天津，满打算前幕僚的杨家会厚待他，却意外地受到了冷遇；杨宪益出生时，晚年的袁世凯亲自带了黄马褂的厚礼来祝贺，车到门前遭了个杨家晚辈按“老例儿”的挡驾。咱家“后代”要表现在社会上谦虚和善、与世无争；但也可不必见怪于杨宪益一代不屑于“一荣皆荣”的傲骨。不要光是崇拜，学学他吧。
… 但他非常善良，很绅士，有平等民主精神，我想不大会恃才傲物和自命不凡的。但我又承认，那个年代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大都会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被其旗帜和口号所感染——当时其对新中国未来的描绘很可能让这些爱国的年轻人为之动容。
杨宪益是“很绅士”吗？这事见鬼，为什么他晚年总是被用来标榜牛津大学的这块“英国绅士”招牌？多篇纪念杨宪益文章中都已强调过了他在牛津所享受的高雅、尊贵、绅士、特权等等；其实这所学校还有很多名符其实的世界学术价值。这里，我们不妨还牛津大学一个弘扬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自身面目。举个例子：杨宪益躲了英国牛津领取学士证书的仪式，是为了避免在仪式上当众半跪于国王肖像（这在当时青年中少见但也时有）。巧合的是，我的父亲在上海交大也是不羁于那套学士衫帽行头，有意躲了毕业的典礼合影（但这在现今社会却不会有）。他们的独特行为，往往既不共识于当时人，也不附和于当今人，所求索的是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独立价值观念。对于他们这些“青春热血”的青年人，最后的一个人生选择都不可能是“绅士”、或接近“权贵”。杨宪益的儒雅表现，是他的本性；他的出身、事业、追求都绝对和永远地不是什么绅士。无疑他还最怕人把他说成是个“绅士”、最厌恶鲁迅所描述的“假洋鬼子”。
《中国文学》1978年10月
关于杨宪益夫妇的个性，顺便不妨澄清一个事实。即使我们自家的后代，都谬误地讲解杨宪益夫妇如何“他们俩都有英式传统，都很安静，话不多。”等等。是褒扬的本意，但这实在不是他们的性格。杨宪益所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在出国前又有很多中国新文化的影响和实践（例如他的白话诗文也出色和多产）；到英国6年他更是到处游历并组织和参加社会活动；回国后，即使在逆境中，他还有和挚友被解聘后“天生我才必有用”醉归的“雅谈”。解放后，他在外文局半生：在朋友圈中，包括接待在中国的国际人、包括参加中国代表团在境外交流的广泛接触（也曾被因“乱说话”受批评），以及在外文局内部和中宣部和作协领导沟通、尤其他任《中国文学》新主编并从1981年主持了“熊猫丛书”的海外出版事业，他从来都是以学贯中西、通今博古、谈笑风生和热情雄辩召唤和吸引着各界（可谓“三教九流”）的朋友。他们夫妇一生嗜烟好酒、好招待朋友，不计功利、不理钱财、不近权贵、慷慨好施，就助兴了周围永远的好朋友、好同事和同行、同仁。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社交精力和公众魅力堪称皎皎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上，是大家都倾慕和追随的榜样。宪益用现代人的话形容应该是“很中国”！国际人士在和他们夫妇接触中，是倾倒于在他们身上体现和发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而绝不归功于那个似是而非的“英国传统”。
戴乃迭喜听的苏格兰名歌唱片
不是“话不多”，而是话很多！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用亲切、浅显而精辟的世界语言帮助许多世界人看到
中国文化的精髓，使他们更快地了解中国、憧憬中国。
哪怕对英国传统有一点点敏感的观察，在和乃迭及她家人接触中，就能看出他们家明显的苏格兰人特性。一个苏格兰人对“大英帝国”的情感和纠葛是复杂的。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根源，在许多年王国之间争斗和妥协的历史中，他们受到过英格兰人的侵略和统治，有个王后被英国统治者处死，有个王子却继承了英国的王位。我从小听到过舅母讲解英国，她带我去北京友谊宾馆看英国电影，我在家看她如何欣赏音乐（除了西方古典音乐，勾起她感怀的是苏格兰民歌、西班牙战争时期的流行歌曲，也喜欢英美的现代音乐剧）。
后来我读到舅母在60年代初写作中曾用与我（一个中国小孩儿）的交流举例，向英国公众讲解新中国人民的品性。我们都没有见到过（她显然用不着）她如何去循那个“英国传统”。她的所爱是个中国人；但如没遇到杨宪益，也未必会嫁个“很英国”的人。因为她自己就不那么“英国”。舅母一生自认“我有两个祖国”。盲目地崇尚广义的英国传统，只是我们今人弄出来的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以无知面对世界的梦话，却万不该这样“标签化（labeling）”地解读中国最具智慧的知识分子先驱。我们后代的谬误，为当代中国读者设下了误区。这是现代媒体人的失职。
当今主流媒体以“通话”为代表的不少报道，都不幸背叛和侮辱了杨宪益夫妇的性格、埋没了他们作人的原则和本性。涉及到个性：这对夫妇的周围也确实吸引了不少俗浅的“名人外围（celebrity peripherals）”。外文局同事何路，在任《中国文学》时是他们家常客，就曾说“杨宪益实在也招了很多苍蝇”，后来多次说起引以笑谈。他们夫妇因为“话多”吸引了不少朋友，也得罪了不少的人，还时有被人利用或被告状，受过当局的怀疑和处罚，受过牢狱之灾。这是他们为人的选择所致。进入晚年，他们逐渐失去了同辈老朋友的圈子；也是我们后代不再有他们那种海阔天空的善辩和敏思，不再能引起使他们有兴趣的“智慧对话（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s）”。倒不是英国传统，话说的入不得港，实在是个“…半句多”的尴尬情景，这就别再寻找那个“话不多”的其他原因啦。
那个“接受共产党的宣传”的说法，家父在自传遗稿中就被屡屡提起过。我们这一代人也常常在文史记述中读到过。罗沛霖抗战时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团结思想进步的职业青年，常常从“执政的那一边”听到的便是这个“你们年轻人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的说辞；他在进出延安途中被国民党关卡扣留侦讯时，也是被说教于此。作为党争中一方的“术语”，这已是三代人家喻户晓的了。我们上一辈“青春热血”的青年当年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说法就把杨宪益戴乃迭等这样聪明智慧的年轻人当作了盲目无知、受骗上当的傻瓜。这种说法用在当今也太老调，恐怕在今日连国民党也已不再套用这个说法了。《光明日报》现在成了集团公司，但它毕竟正是1949年创办的民主先驱媒体（由中共的建国盟友、受国民党迫害的中国民主同盟创办）。试想它当年的编辑，会使用或认可这样的说法吗？您是在开玩笑吧？还是《中华读书报》无意颠倒了自己的祖宗？虽然时代变了，能否不急于辱没那寥寥几个前辈读者及了解历史的同辈人？
杨宪益的大妹夫罗沛霖是位与杨家门当户对的天津阔少…
这个“阔少”的名头让家父如何相就（幸亏他老人家已辞世去了）！杨、罗各自的父亲确在中国的早期电信行业是同仁（杨曾兼作天津电报局和电话局的两个局长，罗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合伙创始人，先在天津作杨的副手、后派任北京电报局局长）。但以传统官宦家族的观念，罗家并非即能和杨家攀得上个“门当户对”。这还不重要：家父自幼最耻于父母的行为有三：攀贵联姻、作主子女和劣待下人。他自己从小躲在家族之外，并“逃婚”了家里和一位大总统世家约定的联姻。家父母的结合，是随了个曾经在中国青年中苦心追求的艰难时尚，叫做“自由恋爱”（听说过吗？）。还有，记得数年前有位记者在关于重庆地下党记述中把我的外祖母形容为“银行家的宠妾”，我母亲大反对，而作者觉得他这实在是个“赞语”。自家后代，我们千万不必再套用那个高攀买卖婚姻的时尚，管它算是老旧还是时兴，可免用“绅士”或“阔少”的话逼我们的前辈去“洗耳”。
… 至于我外婆对我姨夫的地下党用了她的遗产的事，我既相信她会抱怨，作为旧式妇女，也相信她会为之自豪… 因为她信这个新中国，因为她要跟坚决留下来的儿子女儿一家在一起。
杨敏如的证词：延安在胡宗南进攻下大撤退和疏散，罗沛霖受命从延安化名来到重庆，和同事居住在嘉陵江畔的棚户区，起早贪黑活动于工厂基层、躲避于特务跟踪，生活十分艰难。我看不过，向母亲请求预支父亲遗嘱中给我的一万银元嫁资；让我资助了沛霖和他的地下党朋友们吧。我妈十分信服我和沛霖，说索性多多帮给了他们这些好人吧。陆陆续续几年里我们资助了近四万银元，先后支撑了巴克新建筑公司、川东实业公司、巴山石墨等四家地下党前台企业，在重庆组建了“青科技”、“中国建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这些钱用来支持、养育了很多共产党中坚和外围的科技青年和工人，掩护和资助了若干地下党的特别行动。但对外，我们只能说是作生意、还赔了钱。“通话”中所说杨母为此而“抱怨”：既然叫作地下党，这个在地下“一方的所思所想”是不能如实告诉“那个执政的一方”的。懂吗？
共党南方局曾使用杨母“遗产”，李文才院士80岁时的聚会
“通话”中扯到外祖母要“留下来”大概又指的是杨母和儿女们一起，在其后内战定局时在国共两党去台湾或留大陆之间所做的选择。近来时有提到杨宪益戴乃迭如留英赴美相比于苦行中国，会有多大的终生不同，或推测他们落难大陆相比逃亡台湾将受如何不同待遇，似乎这是个时尚议论。可惜这些猜测也不顾了历史的实情可能与否。到1949年，传有国民党政府游说“才子”杨宪益随中央编译馆撤退去台湾的对话。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当时的杨宪益已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挚友萧亦五两人在南京创办了中共地下党的前台掩护（由他当年在天津新学书院作古诗的好友同学廉士聪父子出面经营起一家曾起名“红房子”的古董铺），事实已在执行解放军渡江战役前的秘密敌后活动。至于戴乃迭：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改编为南京大学后，发现了她不仅早就上了校方的黑名单，还被加上了个“英国共产党员”的手写备注。长妹杨敏如的丈夫罗沛霖本就已投了共产党，他在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掌控的黑名单上是“注意思想动向”类，到1948年赴美国留学前已是完全暴露了身份，靠行业老关系保护着。当然从美国学成是要回中国大陆的。小妹杨静如和丈夫赵瑞蕻都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名气恐怕也还排不上国民党中央政府动员撤退台湾的名次。
退回到1941年，前面提到了杨宪益戴乃迭回国第一向往是“迦蓝”（由罗沛霖引荐）；其次是到艰苦的西南大后方（回国前他们夫妇已受吴宓、沈从文两位的介绍，要接纳他们去西南联大专门研究和教授在中国极缺的古希腊文和文学。杨宪益的古希腊文使他成功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赛》－那是后话）；到“陪都”并不是杨宪益戴乃迭回国事业的首选。但是，回国后的生机选择并不多。去延安：肯定和已经留学离别多年的母亲无法提及；去西南联大：母亲曾亲临幼女在昆明就学的艰苦环境，哭泣反对长子又过去；于是杨宪益夫妇为暂守在母亲身边，受聘于中央大学在柏溪分校教书。当时确也碰上个接近“权贵”的机会：回国一到重庆，他们夫妇就受到罗家伦校长携中央大学“与政界更毫无牵连”的学者们的接待。但最高层的款待是赴宴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杭立武（是乃迭父亲戴乐仁早年在中国工业合作社慈善事业时建立的老关系。杭主管教育，后来历任教育部的次长和部长）夫妇垂请杨宪益夫妇参宴，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夫妇、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国大使夫妇等同席。在当场就提出了政府的“惜才”，同行都在党，又都是国外名校回来的学者，志同道合，便可当即推荐入党等。这个杨宪益就是没兴趣，推辞说是“子曰”君子不党！
杨宪益年轻时十分佩服长妹的十年男友罗沛霖；他是好友。少年的宪益把沛霖比作“李靖”，投奔延安；而自比“虬髯客”，就去了海外。后来杨敏如一辈子最觉受成全的就是这一夫一兄。在当时这一群所谓“青春热血”的青年中，只有一个罗沛霖真的是挺身去了延安，事实加入了共产党的一方。杨宪益在自传和传记中记述两次要求罗沛霖引荐去延安、其中一次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徐冰面谈。虽然没有去成延安，但他和地下党的外围联系密切，思想一致。当时在“执政一方”体制中的中央大学里，青年知识分子因思想分歧而受到直接排挤和迫害是确有其事。杨宪益夫妇在中央大学柏溪校园任教的第一年中，便遭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学生到住处搜查禁书（如鲁迅）、禁报（如《新华日报》），并被收审日记和笔记。在欧洲目睹过纳粹在平民中搜查禁书所为的戴乃迭，不由得当场责问自己学校的学生，说他们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犹如德国的“盖世太保”。而他们造谣言，反说戴乃迭像是共产国际的间谍，或有可能先前就同情和支持西班牙内战的失利一方（第五国际纵队the 5th Brigade）。杨宪益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在中国其实也无钱无势；戴乃迭年轻美貌，是精通中英文的才女，21岁远嫁到艰难困苦的中国，无利之事，必另有所图。她在聘任期内即被辞退。当然时人措辞用的是个“未被续聘”的被动语态（passive tense）。宪益见妻子被解聘，便决定自己也辞职离去。这是在当时“执政的一方”的威逼之下他力所能及的抗议，也是为了怕母亲光责怪儿媳因“轻视权贵”而丢掉工作。抗战在生活艰苦的内地，失业是“执政的一方”对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种有效迫害。
还有，这个初到中国的挫折就影响了杨宪益夫妇的一生事业：“洋嫂子”乃迭多年后曾对一生教书的小姑敏如提到被中央大学解聘的往事，它就此摧毁了她对于教书的自信心。其实，戴乃迭有教书家世：她的父亲戴乐仁（Mr. Taylor）曾在燕京大学任教多年，因此她就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乃迭并没有抱怨过中央大学如何不公平地对待过她，只是自责教书的本事不济。倒是杨宪益对中央大学的不满，在多年后的“通话”中反受到质问。我为舅舅说一句：他们夫妇不远重洋回到中国，凭着对抗战和民族的热忱，开始了一生非凡的经历。这就算是“通话”中所说的热血青年了。既然如此，我们至今仍在抱冤、不平当时这一半年在中大的事情，有什么价值呢？值得提起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被迫害是他们独立思考所招致的必然遭遇，本不分国界、执政、年代：例如战前在欧洲纳粹准军队（paramilitary）青年组织的焚书、战时在重庆三青团学生的查抄禁书和笔记、文革时红卫兵的抄家、封门和隔离审查等等，在广义上这些都同是“执政一方”所纵容的丑行。我不知道的是，在当今媒体中还能计较出个什么不同的标准？
抗战刚过，内战又酣。罗沛霖的地下党身份暴露，他带着共产党的使命在1948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用“通话”中的形容，至此沛霖也算在从“阔少门当户对”，“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中英文俱佳”等，又增加了个“国际名校博士”，算是不折不扣的“受优质教育”的上层建筑知识分子了（按当今的提法叫做又加“光环”）。1947-48年在战后振兴中国的计划下，国民党的政府主导、组织、管理还资助了不同形式的数千学生留美深造，其中约有四分之一在1949年后选择了回大陆参加新中国。以罗沛霖和杨宪益为代表的所谓“留下”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不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或投靠一朝“权贵”、或追求“条件”和名利而来。他们的真正追求是中国的新民主和自主科学。这一群是在中国大陆上成长的人才，他们建成了一个国家的完整现代科学和文化体系（我推荐长城战略研究所王德禄先生所著《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口述史》）。今人多叹这些人或不能享受如同国外学人的“优质”和“条件”，或做官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或个人经历倍加坎坷。但相对于他们的民主和平等追求、相对于服务于一国人民的需要、以及他们个人科学事业的普及成就，他们自己的评价是个“值得”。如今，时过境迁，殊不知对这些人你就根本无法套用“急功近利”等现代中国的世俗观念。
… 杨宪益从英国回国前夕，杨家因家道中落，全家租住在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家，杨归国后 亦居于此，两家相处非常融洽，罗家伦还是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证婚人。…在那样战乱艰苦中，毕竟帮助了杨家一家，让他们有了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
这里所形容的“家道中落”：是指包括“杨宪益”一支的杨氏大家族。晚清安徽泗州（现江苏盱眙）杨家一门出过四个进士。杨澱邦是第一代、第一名；和他跨代的八个兄弟中有老大杨士燮、老四杨士骧和老五杨士琦。再后一代仍是八个兄弟，却再也没有几个出色的。到杨宪益这一辈，五代人中可谓是“隔代”的大起大落。且说中间第三代的三个进士，官做得高到直隶总督和民国政要，但分别潇洒隐退、因政见不合弃官、并都早逝于五十出头。这三个兄弟间只是器重一、两个有出息的后代，其中尤其是数代长子、长孙的杨霁川。霁川青年留学归来时，几显败家子的倾向。但在四叔父的督促下竟励志操起养父助弟的重担。在兼作电报、电话两个局长公职之后，他又成功就职了天津中国银行行长，通过了总行和股东严格的业务审计，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代银行家。霁川辛苦供养了杨家八个兄弟各房的后代，生出了杨宪益这个传代的杨家长孙，为杨家下一代担负着极大的责任。但他中年染上伤寒去世了。身为庶母地位的外祖母凭着一纸先夫遗嘱，要有保障地把一男二女培养成人，却谈何容易。继任中国银行副理的小叔（宪益的七叔）因挪用行款、为了免责行里的刑事追究央长房孀嫂用遗产款的大部赔付了；儿子在英国已把自己的一份遗产连同嫡母和庶母的私房挥霍几尽（中国银行的一位管事曾议论：杨家的少爷在英国花的钱都打得起一个金人儿啦！）；太平洋战争前夕随女从日本占领的津京两地逃难重庆便损失了大部家资；到重庆又放弃了中国银行和裕丰纱厂所提供的特权、随之银行也不再支付杨家族中杨宪益一家；最后是杨母慷慨出资支持了罗沛霖的中共地下活动。杨母当时下意识的追求，是带领子女脱离养尊处优、好吃懒做的没落杨家。这个“家道中落”促使她索性还本了清贫出身、自食其力的原型。而“杨宪益家族”的三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至此已成了道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得凭本事挣工资来成长和生活。
之前，敏如携母到内地，一路上全靠了杨家的七叔，随行于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向西南迁徙的车队：从天津租界上船、经上海租界、到香港、然后陆路先到仰光、再折回昆明、辗转到达重庆。除了杨母自己为随高管层乘飞机付了昂贵的旅费，女儿和家人都是作为银行家属、免费。到了重庆，随即搬入了中国银行已经建造好、落成在裕丰纱厂的独栋洋楼，家具、设备、服务一应就绪，仍是免费。但短期居住后，敏如坚持要全家迁出，也就得罪了银行的体制中人；敏如又谢绝了潘仰山表哥许诺的公司文秘职位，立志教书。潘大哥也就明说了，在杨家兄妹婚嫁之后中国银行至此不再继续支付杨宪益一家了。杨家七叔，先是从日伪统治的北京逃职躲入天津租界，即已无力再履行当初继任大哥并照顾遗孀的承诺；这次终于复职领导中国银行向大后方转移的产业，却就此中断了当初代赔挪款时所答应的、以支付日常用度来偿付孀嫂。
在此时此地就决定了要放弃一个官僚资本圈的现成优异生活特权，是因为战时的后方社会对年轻人的Peer Pressure （翻译成“同辈压力”？）。当时的重庆，虽然是战争的后方，却是整个一个国家的社会格局、经济层次、地方势力、党派斗争、敌伪阴谋的前台。所有贫富贵贱之间激化的矛盾和冲突，就都集中在这个狭小的“陪都”了。家母常回忆说：抗战时只要到了重庆，也就反而不会再拥护国民党政权了。一个有对比象征的描述，正如家母所屡屡回忆的：她每日要走过裕丰纱厂观望院里那个吊打职工示众的高架，每周空袭前后要进出权贵专用的防空洞见到相邻平民防空洞前的混乱，每次罢工冲突后要见到潘经理办公室内清扫所遭投石的损毁；每每罗沛霖出入重庆工矿所接触的都是社会底层的穷困；相比，在中国银行-裕丰纱厂仍然是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和一成不变的统治观念。在“杨宪益家族”所处的青春热血的社会层次中，确是“有平等民主精神”，有的是耻于与“执政的一方”特权阶层为伍的“原罪感”。如果扯上杨家祖传的性格，或许还可联想到杨宪益的祖父：由于作官每日要升堂施刑打板子，看不得，就此放弃了仕途，宁愿及早地到天津随从商的长子潇洒养老。
在重庆维持生计只能靠自立，当时我父母决定结婚并支撑这个寡母和三对兄妹夫妇所组成的“杨宪益家族”。我母亲举了个非常现实的例子用来说明工薪阶层的艰难。她一生得意的第一个职业，是在名校重庆南开中学求职成功。为人严厉的喻传鑑教务主任对其女儿私下议论说：“你这个同学杨敏如真是心直口快，今天我第一次遇见她就和我讨价还价。”我母亲回答：“喻主任说本等级教员的工资是100和110元… 我就抢先说那就给110元吧。那是因为我现在的房东每月就要收走一百元的房租，这已经是我的全部工资！如多得10元我们就可以增加10元钱的每月用度。当然很重要！”当时南开中学最难进、工资也最高，她若任教于其他学校同等工资就只能是七、八十元。
携家放弃特权而变成平民，还得有具体的步骤。杨敏如在南开求职成功，和潘大哥谈成了迁出银行的洋楼但延用其中的部分家具，再找到一个与工作就近的住所，这样就能安排兄妹双婚、开始“杨宪益家族”独立自主的生活了。这些操办最重要的前提，倒是母亲“作为旧式妇女”料想和一位洋媳妇无法长久和谐生活，在得知儿子在英国订婚时即决定了的：选择和长女相依一生。穷地下党罗沛霖，每每拿着上川实业公司的名片，也日渐名不符实（知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当时主持该公司及其工厂。曾说教罗沛霖：“作企业工作就不要搞政治”）；穿着借来的西服，也没有个不是磨得褪色的裤子，时间长了出入中国银行和裕丰纱厂的“总部基地”迟早要漏马脚。
罗沛霖四处搜寻“有房出租”的私家广告，其中遇到一个在电线杆上的招贴，租主便是久芳老师的舅舅张沅长教授，并不认得。租金很高（每月100元）、没有供电，和房主同住一所“丁家花园”。看上去是富人家在重庆市外买了方便自家躲避空袭的别墅。有两个极有利的条件：可以和房主共用自家的防空洞，且地点就在小龙坎上下班非常方便。时间紧促当天就决定租了。进了房产才知道事实二房东是大名鼎鼎的罗家伦先生（部长、校长和院长，即赵蘅所说“执政的一方”的权贵）。官场沉浮，当时罗加伦先生因学潮的影响也并不是凡事顺利。倒是他家的主妇正时尚得意，是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骨干。
杨宪益虽是长子（不论按旧时传统或当今人的推测，这可是“杨宪益家族”的年轻作主之人），却并不关心和介入持家。久芳老师妈妈询问宪益夫妇挣钱顾家时，杨母曾抱怨说：“他不花我的钱我就满足了，还指望他缴钱！”。在重庆租赁于名人罗家伦先生，我父母确也珍重这段年轻时的荣幸。但这主要是敏如、沛霖夫妇的一个签约责任。我们知道“在那样战乱艰苦中”，有钱人的房产当然据“卖方市场”，无论什么“天价”它可算是“毕竟帮助了杨家一家”；但它也“毕竟”是个盈利的合同行为。关于业主和客户的普适价值观念：过去共产党曾有“究竟是谁养活了谁”的质疑，或当今人又有“客户便是上帝”的说法。无论如何说，扯个公平吧，罗沛霖杨敏如夫妇和罗家伦前辈两家算是有个战时的缘份。但事先不认得，谈不上由此便慷慨相助或结下了至交什么的。“有了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它每一寸都是我们挣工资缴纳房租换来的。
“丁家花园”出出进进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是我记忆中最热闹的一段时期。杨太太(我们管她叫杨伯母)是一位银行巨子的妾，为人和蔼可亲，年龄又和母亲相近，所以两家相处非常融洽。杨家的女儿女婿，都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中英文俱佳，也都风趣活泼。杨伯母每天忙进忙出，张罗一家人的吃食，也不忘照顾我们姊妹。我和妹妹常跟着她家的年轻人和来客，在附近爬山游玩，向他们学唱中英文歌，编打油诗。直到如今我们回想起来，还能唱、诵出好几首呢。
罗家伦先生知识渊博，平易近人。身处高职却不拿架子，可算是个很好的知识分子二房东。得知罗沛霖祖籍浙江山阴（即今绍兴），常称罗沛霖为“本家”，还谈些相关罗沛霖父朝汉、母孙云（津京民国初期已成名的书画家、诗人和明清书画收藏家）闲情逸致的事。宪益乃迭夫妇更是年轻有为、受聘于罗家伦及其妻舅张沅长领导的中央大学柏溪校园，但他们简单出进，不善应酬，其实有些“轻视权贵”。敏如保持低调，并没把自己在燕京和冰心（此时也成了新生活运动前沿的名人）的特别师生情谊拉扯给罗太太。后来熟了，除了应邀见识罗前辈书房内的收集，也偶尔有些社会往来。我母亲年轻健谈且善饮，南开中学喻传鑑主任请罗家伦先生午餐，也请既是罗的房客又是喻的下属的敏如过来作陪，嘱少乱说话，专心饮酒。罗先生谈笑风生，潇洒大醉而归。
但关于地下党这一层从来就没有人互相提起过。作罗家伦房客前后，特殊重大的事件还有杨宪益见徐冰求赴延安、罗沛霖面见毛主席汇报青科技、毛泽东访柳亚子等，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不谈国事，两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
皖南事件发生，国共合作危机重重，重庆一片白色恐怖。罗沛霖的直线上级周剑南因身份暴露被召回延安根据地。据南方局地下党掌握的信息：在重庆当局内部黑名单中，罗沛霖尚属“注意思想动向”类。觉得需要有意公开张扬一下与“执政的一方”有所交往。这个中国银行-中央大学的上流社会圈，倒是可以遮掩一下这群进步青年和地下党的亲共行径。于是杨宪益戴乃迭和杨敏如罗沛霖的兄妹双婚礼就决定了。一对为了演戏，讨双方家长的欢喜（当时乃迭的父母也再次来到中国）；一对为了躲灾，请些名人遮掩地下活动。请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作了双证婚人。这是因为宪益、乃迭是罗家伦前辈欢迎的下属。但和张伯苓前辈倒是更为熟识：他是罗沛霖中学母校的校长，罗父和他是朋友，张伯苓先生还曾为罗沛霖赴延安以师生之谊给周恩来写过介绍信，杨敏如又是张校长当今的雇员。请裕丰纱厂经理潘大哥主婚，因他曾是杨家先父有恩的中国银行下属，且杨家初到重庆是他款待的客人。
杨敏如 罗沛霖 戴乃迭 杨宪益 双婚时
：
国难时期，一切从简。我母亲从天津赴重庆离别时姨母所赠、嘱将来完婚必用的一对耳环临时也没戴得出，因为满座高朋（“权贵”与否）都没有一个佩戴珠宝首饰的。罗家伦先生发表了他精心准备的演讲：赞誉宪益、乃迭是“双飞，一对从欧洲飞来中国参加抗战”；敏如、沛霖是“十年，十载相识终于如愿结为夫妻”。这两对夫妇婚礼没有拍照片，委实并不是非常情愿与这一群社会名流“一荣皆荣”。对证婚人在仪式上的致辞，敏如感罗家伦先生的“双飞”和“十年”评语十分动人；宪益、沛霖则都没以为然。婚宴上宪益、乃迭的大房三桌潇洒热闹非常，后又增一桌，主客多喝得酩酊大醉。敏如沛霖的次房三桌相对冷清，沛霖不会喝酒，他的地下党朋友们都拘谨、也不健谈，幸亏南开中学喻传鑑主任和燕大分校校长梅贻宝两位垂至，招呼十分周到，敏如感激。
双婚同时还是杨母的强烈意愿。她成就了三个儿女大学、成人和婚姻，这个婚礼是她对先夫最好的交代。家母回忆说：“你看她，身材瘦小的母亲与罗家伦和张伯苓两位大知识家及两对儿女夫妻同在台上：她的仪态庄重，言辞机智，春风得意。众多社会名流、亲朋和洋亲家们在台下都最惊服于她。”
双婚后这段时间“杨宪益家族”虽然生活清贫，但自食其力，且年轻有为：
静如先一年与诗人赵瑞蕻成婚，夫妻成为了一生不弃，了不起的一对诗人、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赵瑞蕻1942年开始在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教，后该校改为南京大学，他一生就任教于此。
宪益、乃迭遭失业离开中央大学，向母亲借钱去了贵阳师院任教，到达时却衣物被褥等被窃大部，境遇十分狼狈。随即乃迭怀孕，二人只得迁往成都靠在那里的岳父母接济。到乃迭生产时，不想她母亲又因工作不得不搬离成都。乃迭新婚、失业、怀孕、生子、自己学带孩子，有很多辛苦。几经辗转，两人才成功就职了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从此他们开始了夫妇配合、向西方介绍和翻译中国经典文学、自喻“翻译匠”的生涯。
敏如加入南开中学，先教初一英文实验班和高中英文，后又加了高中语文的课程。成了新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老师（学生中有数不清初显“青春热血年华”的知识青年，也包括后来有建树的音乐家唐其竟，名医柴文彦、李美玉、刘力笙等，其实数不胜数，还有个当年绰号“最高分”的周光召，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的一届院长）。从此她开始了从教七十年、自喻“教书匠”的生涯。
南开中学破例分配给参加工作不满三年的敏如一套住所（月租仅数元银元！）。罗、杨夫妇就此便迁出了那点油灯的两间租室（平素一家自嘲居“草房”，只因无电灯、倒并不是对房主的不敬）。杨母随儿女来重庆，离了养尊处优的杨家族，历经波折，钱尽曾急得吐血。但也有家庭中的美好时光。抗战在重庆数年，共已有二男四女（赵苡、杨烨、罗昕、赵蘅、杨荧、罗晏）的第三代接踵而来，杨家人丁转盛，全靠祖母兼外祖母支撑和指导家务。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并不是“杨宪益家族”，而是这一支自食其力的杨家人，丁兴旺
我母亲在重庆南开中学从教时，学校为了躲空袭每日凌晨便开始上课。逢有警报，她会在班上镇定引领平时活泼说笑打闹不息的同学们井然走出教室，在操场集合列队，然后顺序进入防空洞；交接了学生她再离开学校，身后留下了学生们此起彼伏抗战歌声。到小龙坎防空洞有两里路程，从疾走到小跑去会和她的母亲。外祖母一次在防空洞中和罗太太闲话开篇，抱怨蒋介石的时政，什么“我军立即出击，日军仓皇遁去”的说法如何夸张；皖南事件的真相也不是如此等等，都是《新华日报》上的内容，已经说了一大堆，拦也拦不住；罗太太（代表“执政的一方”）无法附和，只好客气地劝说“国难时期，杨姐请耐心一点…” ；到空袭警报悬挂了第二个黄色圆球时，是日军轰炸机已经进入重庆市了；急行向前，远远会望见罗沛霖清瘦的身影已在防空洞口等侯，蓦然两人并肩冲进防空洞，那铁门在身后怦然封闭。外面世上便是一片地狱火海也不在乎了。这是家母最喜讲述的一段瞬间回忆。她每每顺便加上一句：叫我如何不恨日本人！
我的小姨杨静如随姨夫在柏溪中央大学也有四年。与杨宪益传记中回忆的相反，诗人在校园中体验的幸福和谐经历，被久芳老师引用了：“我在柏溪四年多，从未看见过或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间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通话”中指出，杨宪益和赵瑞蕻两位同属一个“家族”、在同样时间，对同一个中央大学竟有如此相反的感受，以此质疑杨宪益对中央大学和罗家伦前辈的不满。“通话”中，“杨家后代”的三、四点回答简直是文不对题。但，却也引出一个垂直思路（orthogonal thought），或许可供参考？知识分子与执政权贵的冲突，在文史中算得上是个永恒的话题。其实这倒不在乎权贵之间的谁对谁错、或个人选择的是非曲直，也无需后代如何杜撰或雌黄。撇开贫、富、贵、贱、国、共等都不谈，对文学家杨宪益和教育家罗家伦这样有超凡作为的经典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各自所做的选择，我们这些世俗后人或觉不达，但凭咱们这点儿当今的见识能考评得了吗？
我父亲一向是浪漫派诗人，一介书生，他对抗战大后方的无限眷恋是和他的学业和事业奠定，和初建家庭的喜悦交织一起的。懦弱的我爸在优越的杨家人面前永远要示弱一些，这种关系一直到最后。
诗人奇瓦格浪漫革命中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一团名流光辉往往弥漫隐去了别人的真是生活。其实很多往事也并非属于“杨宪益家族”。
赵瑞蕻：我从小却倾慕姨夫。在诗、散文、杂文和介绍西方名著等诸多才华中，他最喜自喻诗人。他投身浪漫和爱，任凭革命的烈火中烧（A Love Caught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就象奇瓦格医生（Doctor Zhivago）。这是身为浪漫诗人令人羡慕的人生奢华。在我眼里，他可绝不“示弱”于杨家，我看赵蘅表姐大可多写作关于自己的父亲。
罗沛霖：家父是科学家又是个“铁杆儿”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个身体力行的劳碌命；最情愿理智地服从集体和体制的大利益。但他自幼本性独立不羁，无视权贵，在交大上学时人称“Monster”（怪物）；作官的、经商的、及依附于政府的文艺圈其实都不会喜欢他。
杨宪益和戴乃迭：我的舅舅舅母是有学问、有独特创建和丰硕成就的学者，他们的努力和成就相对比较自主。他们才华横溢，容易作人、即使偶尔为人刻薄却也常受到原谅。同时他们也有事业生活坎坷的经历，并不是处处胜人一筹。
罗家伦：大家都真实敬仰的前辈一生有了不起的作为；是大手笔，负大责任。但官场上人，最难取巧的便是难免遭人责怪。
这几位人物（可都真算是人物啦，我们“后代”都比不上他们的一丁点儿）曾几何时… 但他们肯定都曾有过失意之时、也做过错事、或受过委屈，甚至遭受不幸。这是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所注定的。众口难平，把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比喻成“盖世太保”又算得上什么？但实在那个“熊”和“鼬鼠”倒并不是杨宪益的发明。既然“通话”中特别提到了，这里也就不妨给它说透了：当时重庆学潮中一度流传着一首对中央大学校长的谩骂民谣：一身“猪狗熊”，两眼“势”与“钱”，三拿“吹、拍、骗”，四维“礼义廉”。（“四”和“维”组成繁体的“羅”字，一向有古人的说法：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少了个“耻”字因而是无耻）。传到中央大学之外（如我母亲教书的南开中学也能听到）到处笑骂不堪。当时我父母听到此打油诗都觉得是十分过分的个人攻击。尤其使家父大为不满的是，罗沛霖也姓了个“四维-羅”，便都被骂在一起。我母亲出于对罗家伦前辈的尊重，是绝对不会提及这种尴尬往事的；我舅舅虽然在自传中偶然提到，也只是当时道听途说而来。我们对各自的父亲都是最熟悉、最敬爱的，只是无法强求他们能十全十美地受到所有他人的爱戴。实际上咱们也勉强不来，大家或自嘲处之算了。
徐艳若：杨宪益的母亲，有时在书中连名字都被后代写错。她常被说成成是“旧式妇女”、“银行家的宠妾”等。其实我看她的见识和选择远超过很多所谓“新女性”。她虽是个“解放脚”的瘦小女子，但是个明察秋毫、走得平原丘壑的精明人。她慷慨奉献、宽容为人、坚韧不拔，为所谓的“杨宪益家族” 一次次赢得了在危难中幸存的宝贵空间。
杨宪益的大妹夫罗沛霖，有共产党的经历，但其后来的结局怎样也拉扯不上“通话”中围绕“杨宪益家族”的什么莫大的历史反讽。的确家父在参与国家敏感项目上每因其杨家的复杂历史和国际关系受限制，甚至被牵连受政治迫害，这本就是他历来事业升迁的一个麻烦。但他作了和家母结合的选择，八十年相识，七十年婚姻，一生真诚地尊重和维护妻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他虽然和自己的家族从小疏远，但对“杨宪益家族”却任劳任怨地负尽了丈夫、女婿、姑父、尤其是我们慈父和我们子女祖父的大小责任和义务。尽管有如此不利的家庭历史背景，他在解放后仍是第一、二、三届北京市人民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是中国工程院的发起人和院士。他多年受到特殊人才的国家补贴、获奖，享受着“三八年”革命者的荣誉和奖励。2011年去世时媒体怀念他是仅有的“战士、博士和院士”全才。
“通话”所谈及的不几件家常琐事，虽然还算得上是当今名人八卦，但所缺乏就是真实情节。向“通话”中絮叨的这种“杨宪益家族”闲话哪只千百。但围绕杨宪益这个人群的事迹，只要真正在其中生活过、和这群长辈们有过智慧的对话（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s），就有真故事可讲。如果没有那份杨家祖传的灵犀，就无从有所体验。空算是亲戚或“名人外围”（celebrity peripherals）也是惘然白占了宝贵的读者时间和纸墨资源。由此我愈发理解家母的“惜墨如金”了。大家借题表现一下自己罢了；但如真的想要说明一两个观点的话，我请教“通话”所涉及各方名家和后代们，咱今儿的题目未免落了个“断章取义”的俗套？
如此，且也请容我借此断章取义一段：我推荐姨父赵瑞蕻的《梦回柏溪》文章，是他纪念中央大学英语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文章，发表于范先生逝世十周年祭日。我姨夫从1942年参加前国立中央大学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他所怀念的柏溪生活和工作，可都是回忆范存忠系主任、外语系教员和学生之间在抗战时的事迹和情谊，仍然并不是褒扬校方的啊。其中或有一段很类似的文字：“…所以，我们大家在范先生亲自领导下，相处极好，工作十分愉快，从未有过彼此闹意见、互相攻击等恶劣现象。”《梦回柏溪》是我姨父生前最后的几篇短文之一，写于诗人逝世前两年之内。到此为止，请还是尊崇他的本意吧。
谢谢久芳老师明眼注意到家母过去的一篇文章《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这也是杨宪益晚年唯一满意并推荐的一篇，堪为对戴乃迭的祭文。我想，家母给时人的一个启示，他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风雨中飘摇度过，到头来再为自己所选择的经历和结局“报冤”或“抱怨”都是没有意义的。既无从要求当前“执政的一方”有所弥补，更无意向公众诉苦。因为他们不想作鲁迅所讽刺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中的奴才。我更要推荐闵良臣对家母同一篇文章的引用（http://www.yantan.cc/blog/?action-viewthread-tid-78933）：它开始于杨敏如文字对笔者自己的启发，说是真想喊上一句“尤里卡”（古人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悟出了测量比重的科学方法，冲出大门走到街上竟忘记穿衣时的喜悦铭言：“我发现了！”）。然后笔锋一转，便进入了自己的联想和立论。偶然在网上见到了这篇文，家母对自己的文章能够引发他人发挥观点感到很惊奇。虽未必同意笔者所引申的观点，但这个就对了！因为我们认为一篇文章的真正成功，就在于它具有动力能引起更有智慧的观感和交流。
这也是所谓“垂直思考”的精辟之处。写作即是创作，读书也是创作。读一本书或一篇文，读者要有自己的垂直思路，一路下去，就可以发展出读者自己的见解甚至思想。这才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有益交流。但请注意，如果一个读者每次都是朝着固定的方向垂直发挥，思路会越走越窄越短，大题小作、如同钻入了羊角尖。每次向相反的方向思考（或现代人常说“换位思考”），思路就会越走越宽越长，小题大做、海阔天空！
重庆歌乐山监狱
循当今的世俗观念：“杨宪益家族”中的这些人就都算是“大家”。抗战在重庆，时事艰难。但我们的父母们可真
算是幸运儿了，不过“小苦”而已。和“三方通话”中讲到的这一群人相去不远，时代的“落难者”大有人在。我再借家母教南开中学时的学生赵立生（即是第一个给我母亲送来《中华读书报》“三方通话”剪报的那位八旬老人）最近的一个疑问：“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为张伯苓们树碑立传。其实重庆时的南开果真那么美好，怎么会有几位我们的老师失踪，后来死在歌乐山的监禁中？有谁张罗纪念他们？”这倒是个“莫大的历史反讽”的所在。
家母有个回忆：她的姑母最害怕的便是“小孩子家说话没遮拦”，忌犯家里或来客中的长者，反得罪人。因而在屋墙上写了“童言无忌”四个字，事先免责的意思。在“杨家”表兄弟和表姊妹中，我的年纪小不少。非但历来不受家长和兄、姊们的注意，还偶尔引得他们恼羞成怒。至此，我便借用了家母往事中姑母屋里的那块招牌做个护身，叫做“童言无忌”。也免得自家亲戚中（对我全都是长者）抱怨。时说：“H-U-R-T，hurt！”。同时，我这里文责自负，与家母无关。
久芳老师，谢谢您对重庆时代的追忆和描述。家母因“通话”的发表，在家人年饭上就又提起了旧话。特别讲起她曾如何喜欢罗家久芳姐妹。还唱起了当年她教给您多首英文歌中的一曲。她也是字字记得！这是她进入九十八岁的“垂直思考”：前时她连看了两遍《音乐之声》的电影（The Sound of Music），其中说：偶尔逢到不高兴时，最好的办法是想一想平时所喜欢的事。过去这些事都谈不上是什么恩怨。家母说，她实在宁愿每每想起陪久芳姐妹玩耍的亲热景象。她从教一生，是从重庆南开中学开始。回顾一生的经历和心情，她认为在重庆时的第一个职业是她教书生涯的黄金时代。家住丁家花园，那也是她年轻时美好时光的一部分。您如实在是耿耿于怀，“杨姐姐”愿意再陪你唱这一首
Skidamarink a dink a dink, Skidamarink a doo, I love you;
Skidamarink a dink a dink, ‘Deed I do.
I love you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afternoon, I love you in the evening, and underneath the moon
Oh, skidamarink a dink a dink, Skidamarink a doo, I love you!
“通话”中的二方所提及在抗战童年“有关杨宪益家族的记忆”，我都能在家父自传遗稿和纪实中找到线索和细节。家母尚保持着超人的记忆、并凭她七十年任教的口才，近年来我们随时都在增添生动的记述和纪录。再有，文革中我在北京和外祖母独处时间最长。相关“通话”我这里其实也不算是个详尽的追述。或许这其中确有些Sentimental Value（翻译成“情感价值”？）能换得些许当代文人的怜悯，免去对我们前辈们一时泛滥的各种解读？
杨家文革经历：杨宪益在外文局被红卫兵“揪斗”不久便夫妇被关入秦城监狱。倒是值得感慨的是：舅舅的传记中好像未提起还曾有过第三次求见徐冰：文革初我舅母寻家父相救，为的是外文出版局红卫兵对杨宪益相逼。这次家父却因文革混乱求见不得期望出面证明的徐冰老上级。后得知徐冰老同志身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已身陷囫囹，四年后死于监禁。杨宪益家的儿女们文革初期之后即被各自从学校分配到湖北鄂城农机厂、河北黄骅农场和吉林赉县噶什根公社。直到我舅舅和舅母监禁四年后被释放并落实政策后，才被陆续调回北京。他们回京后第一个职业分别是北京计算机三厂（钳工）、北京汽车二厂（工程师）和北京牡丹无线电厂（装配工）。
罗家文革经历：两次被抄家、搬迁。我父、母分别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和北师大遭隔离审查，后分赴河南叶县和山西临汾干校继续受监督，在干校时才被“解放”、允许恢复组织和政治生活、接受再教育，再次回北京相聚时已是5年之后了。兄在北京电子管厂经历红卫兵派别斗争，受军管会迫害，被审查和劳改、后赴四川青川三线工厂；姊在北大经历武斗、接受再教育和军训、被分配到陕西武功农村，后就近加入在宝鸡的三线工厂。我小姨一家本在南京。这文革的数年间在北京就只剩下我和外祖母。“杨宪益家族”的成员天各一方，但这里是至亲之间唯一能够“单线联系”的地方。我虽没有生于长辈们热血青年时代的抗战重庆，文革在北京就可算是我独特的“杨家族”时光。文革开始时我十岁、搬到百万庄后父母就随即被“隔离”，我和受街道群众监督劳改的外祖母相依为命。其时是外祖母一生人格极尽侮辱和身心最受挑战，在孤独、无援和失望中艰辛渡过的几年。在七个一起的劳改者中，她年岁最长，每几个月就有一个选择辞世了。她后来总是说，当时她唯一“活下去”的原因是：这个最小的外孙一个孩子将怎么办？外祖母朝夕言传身教，对我可谓“独厚”，使我受益无限。我从小学四年级直到廿四考入大学，之间没受过正式教育；感谢父亲对我一生举足轻重的两个指点：他放任我在一家街道工厂当了八年工人，使我有幸从来没有进出、受益，因而自然也不会失意于“体制”；又不失时机地推荐我进了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这也就使我成了个言可由衷的人（却也如同久芳老师在美国）。
和罗沛霖一起离、退休的得意之年（2006）杨敏如的“绿窗书屋”
作者：童言无忌。写于甲午正月十五，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杨敏如的绿窗书屋
六月改稿：幸蒙作家高艳华女士垂教，并感谢罗久芳老师关于历史细节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