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记录 走近电子718厂
原載《電子元器件資訊》2007年7月第3期（應同興） 新浪博客 2008/12/9/19:02走近電子718廠（2007）
题记：电子元件是电子设备的基本单元，它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一个人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磨砺，会变得更加稳重成熟，经验老道，进入事业的鼎盛期；一个企业经过半个世纪的潮起潮落，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走近718，去触摸他50年来脉搏的跳动；走近718，去追逐他50年来走过的足迹；走近718，去聆听他50年来历史的声音；走近718，去寻觅50年来心中不解的答案……
718是新中国电子元件的发源地，718是新中国电子元件的奠基石；所以，笔者带着酒仙桥电子城情结，在718即将50周岁的时刻，走进熟悉又陌生的718。
掀开尘封的历史 解开心中的疑团
走近718，首先触摸到的是他的历史进程。回溯到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那时中华大地没有一家专业元件厂。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就把建设无线电元器件工业提到优先发展的日程。
1950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信工业会议”上，就提出了发展电子管工业，逐步走零件专业化生产道路，筹建电子管厂和零件厂的动议。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电信会议的建议，决定建立北京电子管厂和北京无线电零件厂。1951年10月29日，军委通讯兵部主任王诤根据总参的决定，就两厂的建设问题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书面请示。
周恩来当日即批示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杨立三：“同意设立两厂方针，具体设计和布置，待苏联综合设计组来中国后即与他们计议此事，看是否包括在他们的设计任务之内。同时请中财委亦告沙千里、林海云等同志，将此两厂设计与装配任务亦包含在他们贸易谈判任务之内，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厂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
1952年8月，国营北京无线电零件厂（又名国营102厂，这是第一代厂名，这个厂名鲜为人知，未公布于社会）筹备组成立，罗沛霖、秦亦山为102厂筹备组的正、副组长，直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电讯工业局领导。1953年5月，筹备组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领导，改名为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第一厂名718厂）筹备组。1954年5月，国家批准建厂初步设计，同年9月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驻厂专家进厂开始厂区土建，1956年5月，开始设备试运转和投入产品试制，1957年10月5日工厂建成开工投产。
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还是为后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1：前瞻性和高起点的完美结合。在建国之初，国家就把建设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和无线电零件厂提到日程表上，对电子工业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能不说是有战略眼光的。“一五”期间，电子工业投资55500万元，列入重点建设项目的有11个（实际完成9个），718建设总投资11429万元（实际投资14639万元），718占去了总投资的1/5还要多，可见国家对“基础先行”、元件优先的重视程度。就是放在今天，也堪称是大手笔。
启示2：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完美结合。尤其表现在周恩来的身上。总理日理万机，每天有多少工作等着他去处理，竟能在接到王诤报告的当天，就做出具体、细致及可操作性的批示，可谓是工作高效的楷模。一个占地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具有德国包豪斯风格的现代化厂区，还要安装调试2860台设备，从土建开始到产品试制才不到两年时间，速度之快是空前的。不要忘记这是在建国初期的艰苦条件下。
启示3：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原来心中一直不解：为什么由民主德国援建的718，竟列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现在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才知道当时总理曾有“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厂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的批示。王诤当时就建设北京无线电零件厂事宜，组织了与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洽谈，结果由于民主德国援建时间可提前一年投产，建厂估价又低于苏联，生产品种也稍宽，权衡利弊后，决定这个项目由民主德国帮助设计和建设，并列入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足见总理批示价值之所在。
开工初期显辉煌 “七年之痒”尽分拆
对中国元件发展史来说，1957年10月5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彩旗飘扬，嘉宾如云，正在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工厂剪彩并发表讲话，他勉励全厂职工乘胜前进，为发展祖国电子工业贡献力量。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钟夫翔等数百名中外来宾莅临祝贺。
开工初期的718，实行的是联合厂、区厂、车间三级管理，联合厂下设5个区厂，25个基本车间，18个辅助生产车间、工段；联合厂下设32个职能科室，区厂下设14—16个业务室。1958年各区厂改成相应的分厂，第十一研究所划归联合厂。1960年厂、所再次分开，从此第十一研究所一直归属部里直接领导。
718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元件厂，他的开工生产标志着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子元件工业。那时从上到下洋溢着激情，技术人员有了用武的天地，生产工人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管理人员拼命地学习新的知识；毫不夸张地说，大家做到了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搞生产，集中精力上台阶。记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回溯718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应该说开工前后的3年多时间，是人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成绩最辉煌的时期，有N个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有事实为证：
事实1：根据中德双方协议，德方仅向中方提供一套工艺装备，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四O区厂的职工勇挑重担，在消化德方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大胆投入设计试制，到1957年9月共设计制造模具1851付，标准模架2842付，工夹具2455项，不仅保证了开工生产的需要，还接受了其他单位的订货。
事实2：开工生产后，碰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改标问题。当时国内无线电整机几乎都是苏联标准，为了和整机配套，必须把产品的德国标准改为苏联标准。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在开工生产阶段已完成了80%的改标任务。虽然有些产品改标难度较大，但到1959年底，所有产品都转为苏标。
事实3：开工典礼后，工厂立即就进入快速运转轨道。当年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生产出无线电元件694万余件，磁性零件41万件，硒整流片2891平方米。到1960年，累计生产无线电元件26580.5万件，产品品种发展到203项，实现利润20511.3万元。两年多时间里，远远把年工业总产值5600万元、年产量2987万件的设计能力抛在了后面；实现的利润也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投资；职工人数也由初期的6510人，增加到11811人。
事实4：1958年9月，以杨方珠为首的半导体研制小组，克服了重重困难自制设备，拉出了纯度达99.99%的硅单晶，1959年投入批量生产，并开始试制硅整流器。1960年硅单晶产量达63.14公斤，小功率硅整流器25400只，中功率硅整流器2450只，使718成为我国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最早投入工业生产的厂家之一。
事实5：1958年，工厂成立了“8014”小组，开始从事人造水晶的研制。1959年，在直径50毫米的高压釜内，成功地长出了人造水晶并投入批量生产。人造水晶的研制成功，为我国压电晶体器件的生产，开辟了新的材料来源。
事实6：1958年，王思奇领导的“914”小组，研制成功导弹积分仪，仅1960年就向国家提供20台，为国防科研做出了贡献。
事实7：当年技术革新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出人才、出成果更是遍地开花：马炳文为首研制成功电磁振动送料斗；四分厂盖文升发明的钻头；三分厂谷文荣改革成功瓷棒倒角机；二分厂王怀臣研制成功回形引线自动加工机等都闻名厂内外。碳膜电阻器、低功率管形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等生产设备，在单机自动化和联动化改革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到1964年，718生产的“友谊”牌元件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1/4，军品的1/2，进入开工以来的鼎盛期；连同1954年苏联援建的715（成都宏明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建成投产），两个厂撑起了全国元件市场的半壁江山，为中国元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电子元件在品种、质量、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等方面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时的718联合厂成了北京市一张对外的名片，是外宾甚至是外国元首的参观之地；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陈毅、杨尚昆等都到过这里调研。
人的婚姻有“七年之痒”一说，巧合的是718也赶上了“七年之痒”。
1963年2月8日，第四机械工业部成立，718划归四机部直属领导。当时对电子企业的管理倾向于专业化和中小型化，认为这种方向便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有利于产品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同年11月4日，718厂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了四机部党组关于改组718体制的意向。1964年初，以王曙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进驻718厂主持改组工作。
1964年4月1日，根据四机部《四元字1035号》和《四计字1354号》两个文件，718联合厂的建制被撤消，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六厂一库一处：原一分厂定名为797厂（国营北京第一无线电器材厂）；二分厂延续用718厂名（国营北京第二无线电器材厂）；三分厂定名为798厂，（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四分厂定名为706厂（国营北京无线电工具设备厂）；五分厂定名为751厂（国营北京大山子动力厂）；七分厂定名为707厂（国营晨星无线电器材厂）；原物资系统成立北京储运库（代号为802库）；原生活福利、文教消防系统设为京东第一管理处。718联合厂在开工投产7年之后，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联合解体有起伏 陷入低谷再重生
从庞大的718联合厂，瞬间变成自立门户的六厂一库一处，说没经历过“阵痛”是不现实的。犹如一个大家庭，分家后有的会过的有滋有味，有的会举步维艰。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分拆后的六个厂日子过的还都不错，尤以798更加红火。这时的718从一家之主，变成了与其他五个厂平起平坐的兄弟。惟一剩下的财富就是管理家底比其他五个厂厚实，还有就是看家本领更加炉火纯青。
718看家的本领就是技术和质量。源源不断的新品开发，持之以恒的技术改造，精益求精的产品质量，一直是718的生存线和生命线，这也是“友谊”牌元件始终受客户青睐，尤其是受军工青睐的根本原因。
——分拆后的头3年，718加快了新品开发速度。1964年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新品有：CBMJ型密封精密聚苯乙烯电容器、CB14、CB15型精密聚苯乙烯电容器、RYS型水冷金属氧化膜电阻器；1965年固体电介质钽电容器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1966年RJ1、RJ2小型精密金属膜电阻器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这些新品的投产把工厂产品向高稳定、高精密和小型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技术改造瞄准自动化并获得重要突破。上个世纪60年中期，718碳膜电阻器的生产采用的是径向引线，产品生产技术落后，很难达到一级标准，用户也反映不方便使用，同时手工操作多、劳动强度大、产量低、成本高，成为阻碍产品质量提高的瓶颈。副总工程师郭以述在参观莱比锡博览会时受到启发，经与厂长兼总工程师陈克恭反复研究，提出了把径向引线改为轴向引线的设想。在四机部的支持下，1964年7月13日，由718、706、709组成RTX八分之一瓦轴向碳膜电阻器自动生产线联合试制小组。一年之后，第一代样机运抵718进行试车；1966年上半年完成了第二代样机设计，正当安排下半年投产制造时，联合试制小组被文革浪潮冲垮。1967—1968年，又由718、706、700通力协作完成了第二代、第三代样机制造，设备性能逐步稳定，产量、质量迅速提高。1968年底，八分之一瓦轴向碳膜电阻器自动生产线正式投产，使电阻器的生产技术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无论企业经历了多少次体制的变动，718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始终是让用户放心的。仅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获得国家、部级优质产品奖21项，其中CJ40型金属化纸介电容器，1979年获国家银质奖；RTX型碳膜电阻器，1980年获国家银质奖；RT14型碳膜电阻器，1985年获国家金质奖；RJ14、RJ15型金属膜电阻器，1985年获国家银质奖。
始料不及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涤荡下，从1991年开始，718出现了分拆后的第一次危机，有人用“三光”（人、财、物全光了）形容当时的窘境，人心涣散，市场萎缩，效益滑坡；到1993年底，企业跌入低谷，危机四伏，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元件厂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94年杨茂华厂长上任后，大力倡导“自立求变同心实干高质更强”的企业文化，先从体制机制上开刀，变无序管理的分厂制为责权利明确的模拟公司制，齐心协力搞生产，经营跟着市场走；到2000年前后，718在体制机制上又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搭上了职工持股会的末班车，由718控股或参股成立了五个有限责任公司，使开始走出低谷的718，又一次抓住了重新起飞的机遇。
2000年12月，根据北京市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的决定，成立了由700、706、707、718、797、798六个厂组成的“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18，这个开创中国元件发展史的第一厂，这个曾叱咤风云、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企业，在改革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他的名称不再继续单独使用了，但他的事业还在继续。
50年过去了，718经历过的一些问题，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思考1：主管部门的频繁变动，不利于企业的自主发展。50年来，718经历的上级主管部门有：第一机械工业部电讯工业局→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第四机械工业部→北京市国防二办→北京市电子仪表局→电子工业部→北京市电子办→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主管部门的频繁更迭，对企业的发展很难有长期行为，一会儿“下放”，一会儿“上调”，到企业真正需要有人管的时候，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过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为和中兴通讯在深圳创业，几乎是在无上级主管（当然政府在政策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政府管理主要体现在为企业服务上）的情况下，两个企业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接近900亿元，而且60%来自国际市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思考2：走专业化和中小型化之路，国外电子企业有成功的范例。我们管理现代化大企业，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前车的借鉴，所以1964年718联合厂分拆成六个厂，可能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决定的，无可厚非。但从国际上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来看，走的是多品种做大做强之路。我们喜欢做文字游戏，说“中小型化”好时，是“船小好掉头”，说“联合做大”好时，又是“航空母舰经得起风浪”。其实，不论做小做大，只要做好做成功就行。715没有分拆，做得并不差；1965年7月，774曾分拆为774、775、700，不久775又合并到774。分分合合，受损的是企业。
分拆前718联合厂的产品齐全，应有尽有：各种电容器、电阻器、电位器、硒整流器、高频瓷零件、瓷介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磁性瓷、浇铸恒磁合金、浇结恒磁合金、电表、话筒、扬声器、可变电容器、塑胶零件、标准金属零件等，还有工模具制造和设备修理，以及热电站、煤气站、给水站、氢氧站等动力系统，应有尽有，真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之势。但分拆后的718，产品主要以电容器、电阻器、电位器和硒整流器为主，如薄膜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氧化膜电阻器、光敏电阻器、大功率电阻器、碳膜电位器、微型器件、电阻合金粉材料等。分拆后的718，当时职工人数只剩下1446人，建筑面积只剩下2.7万平方米。产品线一下子缩小了很多，专业化了中小型化了，但风险系数也大了；家大业大的家长成了小兄弟，又站在重新创业的起跑线上。用伤筋动骨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思考3：现在一谈到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衰微，都喜欢把“市场经济”当成障眼法，，好像“市场经济”是天然“杀手”。毋庸置疑，很多老企业确实没有迈过“市场经济”这道坎，但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漂亮跨越过“市场经济”的台阶。一些企业特别是电子企业，在市场经济面前没有重续辉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和机制方面问题，有技术老化缺乏创新问题，有产品没能及时换代问题，有资金匮乏技改无力问题，有管理不善管理缺位问题、有人才流失人才断档问题等等。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有人还说那时候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衰微，与整个工人阶级精神地位的普遍失落有关，一如考古地层所呈现的年代学上的魅力，挽歌之后是晨曲。笔者相伴中国电子工业差不多将近50年，如何看待酒仙桥电子城的兴衰，以亲历者的眼光，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人，惟有人，才是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之所在；人，惟有人，才是企业成功和衰落的关键之所在。
特别鸣谢：在此稿选题策划、资料收集及采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电子元件协会电阻电位器分会副秘书长、原718办公室主任蒋满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此文中珍贵历史老照片，均是由蒋满泉同志提供。
原载《电子元器件资讯》2007年7月第3期
补记：这篇文章署名用的是应同兴。自从今年3月到《电子元器件资讯》编辑部发挥余热，就开始用“应同兴”这个笔名发表文章。我从事写作50年，用过10个左右的笔名。应同兴代表着我童年生活过的几个地方，我出生在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应县，9岁以前先后在大同、北京、兴隆呆过。从年头上说，在北京的时间是其他3个地方的10倍，但应县、大同、兴隆，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不能忘怀，我的笔名、我的文章，献给童年哺育我成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