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 Jin Luo

考虑在都市卫星区生活？ Suburban! 在中国大都市中，公众兴趣最集中和综合的因素是：职场、商场、房产、交通、餐饮、育儿、当地名胜、政府行政所在，等等。但这不及格范畴只是社会经济构成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大都市已经是拥挤不堪。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人生在世，或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环境，或同等、或类似的因素，都可以同时可考虑是否易于个人的生存？ 每个人应该都有宗族或家乡，国家又很大，而世界更大。其实并没有人逼着您在几个大都市里“打拼”呀？这里如此拥挤，有什么可“打拼”的呢？其实您所打拼的敌人还不是和您一起正在打拼的外乡同事和亲友们？倒并不是这个魔鬼的都市。 换个国家，你或会对普遍的情景觉得奇怪：大公司的总部设在小城、研发中心建在山里、工厂经营在郊区，大学城远离都市，年轻夫妇迁到都市卫星区或小城镇去成家教子… 很少有、甚至基本上没有主流的社会经营会宁愿云积在首都的市中心。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您走遍世界各处，都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个人或家庭竟并没有像中国公民们这样完全地拥有其居住的都市房地产。而他们所负的房贷设置的要很多年才偿清，其每月所付与租赁相当。相对于在中国，他们永远不拥有住房；永远地租用住房竟是一种实际的选择！ 拥有高于薪酬的房产资本增值或收入，就事实上进入了社会的资产阶级。其个人就叫做“资本家”。您能想象吗：也是在这同一个北京城，在一代人之内，就有过完全相反的情景：一个家庭如果存有一张旧时的股票、或留着一所遗留的房产、或开着一座个体经营的店铺，就会被在外衣的胸前缝上“资本家”的黑色标记、就会被抄家、被体罚、被监督劳动、失去自由、甚至被虐待以致打死在街头，等等。 如今，中国人看来是相对于世界过于年轻地成就了资本家的优裕社会地位、或都在励志将成为资本家。据统计：在80-90后出生的都市青年中，大多数人所忧虑的是还没有拥有房产、如何拥有房产、或房产的价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供求的差距。因为传统的看法，社会靠的是年轻人的学习和贡献。 如何让拥有着房产的青年再用共产党原旨的苏维埃价值观去对待学习、工作和事业？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挑战。其实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普通公民的价值观对这些中国留学青年也已是用不上了。社会上层的人要理解，对青年的期望和鞭策，像是除了很大的偏差。 这边在中国，国民的富有已经大大超越了大部分的所谓“发达国家”。传统观念的“穷大学生”在中国都市已经不复存在。在海外，与我同辈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为子女出国付着学费和生活费。个人事业伊始，比起当地人，我们的青年都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国内都市房产，和他们那里成人也买不起的豪车。 试想设计这样的一个都市社会的构成，大多数人：不是在打拼的外地人蓝领，就是本地人资本家。 少数人：或是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白领。 回顾我的都市青年时代、那时的革命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再看看当今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竟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时空。在那边，家长和孩子们谁都无能做到如此的豪华都市人生，好像一贫如洗。但反过来，房产对人生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归结到“寻求生命的真实意义”，那个令人费解的人生追求啊！（True meaning of life, that obscure desire of human’s! ）。近代（如果不算是古时候）的励志曾经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当今怎么讲？且不提房产和物质生活，这个“自由”可是离得越远了。 原文（片段）：2017-01-31 男人装 在五环六环之间，有最真实的北京 北京的五环和六环把城市切割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无人情的环带。这里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这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渡性空间，是城市发展雄心的产物。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以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这里藏匿着别墅、私人会所、涉外学校和城里人的第二三套房产，也居住着几百万村民、打工者、暂住者。这里的很多房屋、街道都充满着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无休，这里是流浪狗帮派斗争的地盘，也是许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以这里为起点，和环内发生着各种关系，试图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安顿自己的人生。这里遭漠视与压抑，也充满着勤奋与希望的动力，这里也正在创造着北京的历史，建立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

民族饭店，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与也是十大建筑的民族文化宫相邻。王博士带了他年轻有为的制片人晚辈从台湾过来洽谈投资。难得百忙中过来一起“神聊”到晚。 也难得他还记得上次来北京时和我们闲聊曾说道如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发起了一种几乎成功的信仰。刚巧今晚碰上个世交，这一位博士周六刚在欧美同学会划了船又听了国际关系大师的论坛，请来谈信息菌素治疗耐抗生素感染的中国发明。这里民族饭店已经改观，我们吃的不是“民族菜”而是广东饭。饭桌上说起，来往传阅的一篇博文，我还在感慨不几分钟，就被删了（其实那篇确是关于改革开放的时兴牢骚）。我只有个关于文学（绝不是政治的）观感： 60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当年作家也拒绝了去领这奖的），或无意中开篇了现代革命的两部曲：先是他在书中所解释的，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俄罗斯作家擅长在小说中插进通篇的战争或时事的描述和议论。他说：是权力的欲望堕落了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苏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流露了尽是对大众革命的赞叹。之后或是对金钱的欲望几乎腐蚀了成功的中共，没有人去写这一部，但社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流露，也已是一片衷心的赞叹。两部史诗中都富有感慨和观察，却都在批判着被革命运动释放了但被执政者轻视的贪婪人性。 感慨的是：轻信自己“队伍”中的纯洁、无私和清廉，但并没有客观治理社会中私欲泛滥的措施。解放前中国太弱了，靠的是革命者的领导；改革开放前中国太穷了，靠的是政治家的领导。这前两部史诗的伟业都是感动了上帝而写成。“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应了这个朱毛周发起的共产党原旨。即或后来的“发动群众”。后来… 第三部或正在开篇，眼前的趋势是要法治和政治化：或会把人大和政协两院、加上最高法院的功能调整回到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的建国初衷？这第三部或就演成了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大同的成功。这个总想被感动，终于被发动的“上帝”啊，同时也是当今舆论中被评判的欲望横流的群众。 随便怎么看谁是“神”或“人”，它就有点儿像西方传说中所说“人和神”的关系。新潮的世俗文学解释：危机是因众神之间的私欲所造成，救世的英雄得是神与人的结合，兼有人的智慧和神的威力、又摒弃人和神的各自的弱点（愚昧和武断），才终于能挽救世界免其进入魔鬼的末日。至时世界被挽救了，神已力尽、情愿最终退出对世界的绝对主宰；放心和也已经觉悟的人平等共处。 民族饭店：幼时每日放学，从在手帕胡同的实验二小过长安街，对面就是这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穿过这两个“十大建筑”的大广场（那是我和北京都太小太矮，觉得十大建筑已经很雄伟），向北进佟麟阁路转两个弯就到家了。有时多走半站到政协礼堂街边去看顾那个只剩了车架、锈迹斑斓的废弃装甲车，那么多年包括大炼钢铁为啥都无人问津？再从辘轳把儿胡同辗转也行：“辘轳把儿”的转弯道处为保护墙角镶嵌着一个三尺直径用石头粗糙刻成的大轮子，又不是石器时代？怎得会在那里很是奇怪。然后就到了锦什坊街（明朝皇城以外都市最大的一条街），再进东养马营胡同。如果坐7路公共汽车只三站，放学闲散，就一路走回家来。时1962-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