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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更聪明?幼儿教育曾有有四大法宝 Claver Chese Children

近年的人体生物医学发现:大脑在幼时的“可塑期”在天生有限的脑神经中,却有很多任意“成长、扩大和链接”的空间。幼时的学习(或称“幼儿教育”)的简化却无助于人脑的锻炼和发展。 多年来,在西方好像总有个话头上的“印象比喻”(figure of speech):Chinese are smart(中国人聪明)! 为什么?可能的原因未必源于种族或先天。但中国传统的幼儿文化教育中确实有四个与西方特别不同的环节。它们对人的智力发展和成长,从幼时就影响一生。 所以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可能得稍微敏感一点儿,不要在这一代丢失了老祖宗多年持续下来、得天独厚于全世界的优势。 一、中国讲话有多声 汉语发音有声调。不仅有声调是个特色,同音字特征的字与词,在一句话中需要和前后文的意义连贯,才能听懂一句对话。这是一个连续、复杂、多段、多域的自然信号处理过程,由人的大脑进行。幼时掌握会话,是一个综合性的挑战、是锻炼和发展智力的过程。语言里兼有声调,就相对强化了对大脑的锻炼和发育。西方科学研究也佐证了:由于汉语发音中有声调,则需要左、右大脑同时介入实时的语音信息处理;而西语发音中没有声调,就只需要一边大脑的功能。这样,后者的语言相对简单些,即学起来没有那么多的挑战;但它却人为放弃了一边大脑的活动和锻炼,对幼儿的智力发展并不是好事。 汉语的特点,古时有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也有人说广东话由7种发音。好像在宋朝之前,中国人说的是现在的广东话或南方话,它比现代普通话的四声还要复杂得多。同时,汉语因有多声,在歌曲的创作上就相对更有挑战。因为歌词所使用的字和词本身就有声调,叠加上所配的曲调,还得不至偏移原来固有的五声或四声,就更难了。真对这个难题,我们的老祖宗透彻地研究出一整套技法,即诗词。不仅有格律,更重要的是要讲究韵律。作诗、填词时,所谓“平仄”要对,即一定要符合一套标准和规律,这样谱出曲来才能唱得完美。直到当今,很多人喜听粤语歌曲,或有用宋词精密填写的歌曲,觉得好听,就都是无意中作证了中国传统词曲的痕迹。 大概是后来北方的民族统治了中华,中原的百姓大多被屠杀了,很多成了“客家”被赶到南方。北方部族(例如元和清帝国)实在学不来多声的复杂中国话,于是简化了它,逐渐形成了只有四声的“官话”。到十七世纪,开始有国际往来,据传一个葡萄牙航海家来到中国,看到一个正在说官话的满清官员,便问他的翻译:“他说得是什么话?”那二百五翻译以为他问的是“他是什么人?”即随口回说“满大人”(“满清官员”的意思)。于是那洋人就记述了中国人都说的是一种叫做“满大人”的话。官话的“满大人”,谐音葡文就成了个西方古字“Mandarin”。以讹传讹,成了“Mandarin就是中国的官方语言”这个通行的字典说法。若反过来理解,洋人以为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都是满族话,而以为我们祖先所说的是现代的广东话(他们叫作“Cantonese”)。 类似地,在中国人中,也好像总有个印象比喻,说“南方人聪明”。这可能也与他们从小习说多声的南方话或广东话相关。我们北方人只会说简化版的四声北方话;尤其我们还要强制所有的人都说简化的“普通话”,而且我们还常常嘲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广东人讲官话”。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如此可能联想,所谓“五音不全”岂不是南方人笑话我们北方人不会说中国话,致使也不会唱中国歌?语言和音乐学者赵元任前辈等曾在推动白话文的过程中贡献了相关中文音韵和作西洋词曲的原理,可惜现代作词谱曲的艺术家们多不再掌握或借鉴。我的父辈多年常举出些最流行的歌唱也有不合规律的例子:例如“九一八”在那首最流行的歌中总听上去是“揪尾巴”、“你是灯塔”在那首最流行的歌中总听上去是“你是等他”,等等。 按照现代科学的发现,幼儿的大脑有着人生中短暂的发育能力,是一生中最强大、最活跃的学习阶段。学习复杂多声的南方话对于幼儿来说并不难。但既然当局“规定”了要学简化而五音不全的普通话,也就放弃了我们子孙一个动态发育大脑的机会。现代人,索性都唱洋歌,大家也都循着西方人根据他们自己语言所总结的韵律,摇头摆尾地感到很欢慰,只是把自己老祖宗在唐宋曾辉煌一时的中国“诗词”文化遗产束之高阁了。在教育或功德上,却无意荒废了一个智力和文化发展的优异途径,又使大众失去了一个方面的人生享受。 诚然,“现代汉语有四声”反正是比“外国语中只有平声”(不仅是西语,而且有日语和韩语都没有四声)要强多了。西方人还用他们的生物科学率先研究和证实了:具有声调的汉语,使说中国话长大的人,确是多了个人为促进大脑发展的机遇。实在的,我们还有得是资本来保持那个“中国人聪明”的世界印象。 顺便,很多西方人都认定:只有音乐家才是“真正的天才”。当然这也是一个印象比喻。但中国全民族的人群都能掌握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就与大家全都习音乐类似。同是系统化的大脑训练,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却很高。音乐和语言双双证明了,人之聪明是可以通过幼时大脑的学习和训练发育强大的;并不是“先天”就有。 二、中国人会写毛笔字 用毛笔写汉字,直接协调了意念和思维(大脑)、测量和伺服(小脑和眼睛)、控制(运动神经、血液循环系统和肌肉等)和执行(手)。这事实构成了高复杂、高协调、贯穿身心的闭环人体管理。幼时习毛笔字,是个宝贵的发育期学习和训练过程。成长后继续发展和揣摩写毛笔字的技巧,还能升华到思想境界、自我控制和发挥、艺术创造等高层次的文化。 最早,汉语是在竹签上书写,即篆刻。只有很少的人能掌握这样的复杂技艺,效率很低。后来发明了纸张,著作者可以自己动手任意书写,才有可能及时地记录他们的丰富想法,且不再发愁竹签制造的精贵和篆刻的辛苦。书写方便而廉价,因此文章就不必过于简短,它就使得写作发展成为更繁荣更丰富的文学。 毛笔字在中国使用了一千多年。它即是实用技艺,也是书法艺术。在工业化之后之后,西方传来了更实用的钢笔,在实用中很快替代了毛笔;写毛笔字的人少了,反倒使书法的技艺变得更具有艺术性。而且钢笔也有书法。此时,每人在幼时仍坚持学写毛笔字。因为它对于广义的书写汉字来说是基本功。 进一步,对书写的速度要求不断增高,即使是方便的“自来水笔”和“圆珠笔(原子笔)”还是显得效率不佳,且写快了各人的笔法和习题不易辨认。后来有了打字机,在二十多个字母组合的西方文字中,便人人都可以“速记”;而且打出的文字工整清晰,易于传阅。能跟得上“口授”的打字员,一度成为行业中的热门。相对地,具有至少上万种偏旁部首组合的汉字,使打字机和打字都太难了,无法普及。用钢笔书写在汉字中仍然是主流;教授毛笔字作为基本功仍然在幼儿教育中坚持着。书写钢笔字也还是要有与毛笔字同样的功夫。例如当代书法大师启功曾亲自教授并出版了《钢笔字帖》。 直到近年来有了计算机,它能替代钢笔进行大篇幅的书写、存储、修改、编辑和即时印刷(相对于“打字”现在成了“打印”)。很多年轻人非但变得“不会写字”、只会“打字”,不再看纸上的信息了。这还不算,中国人可以使用最简单的“拼音”用键盘西法输入中文;更有甚者,用拼音、靠计算机的“联想”功能来写作中文,使人不必记得、因而开始忘却了很多汉字的偏旁部首细节。在“计算机时代”,西方人仍然精通语言中词汇的拼写,但很多中国中年人就变得更容易“提笔忘字”、而中国年轻人则更是变得“写不出中文了”。 连钢笔都不用了,也不再有老师会写毛笔字,于是学校里就教不了毛笔字了。毛笔字被彻底束之高阁,只能作为“书法艺术”来传承和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书法大师启功的字体现在就被编辑进入计算机的数据库,变成了商品。在计算机上便可“打”出通篇的“启体”文字。而且真正能“指动字成”,一篇文章在一个按键的命令之下便可统统转化成不同的字体。有了计算机软件“处理”书法,谁还用得上练习和掌握任何的日常使用的书法? 西方人也有书法。由于总只是在二十多个字母上变化,西文书法来得简单得多。虽然远不如汉字的万千变化,但研究发现:从小练习“花体”书写对才智的发育或有帮助。据传乔布斯(Steven Jobs,苹果公司创始人和发明人)就曾认为,从小习写英语书法对他自己得成长和成功确有帮助。 常听说人到中年(甚至老年)才开始学习书法,它确有益于抵抗衰老,总是好事。可惜他/她已是在一个方面自幼发育不足,老了再补救,或消遣而已。 东西方人兼有:学习弹奏乐器是一种类似学习书法的身心锻炼。我们这里又提到音乐家往往是天才,和语言和音乐一样,书法是幼儿后天发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回到“高复杂、高协调、贯穿身心的闭环人体管理”的手书文字的锻炼过程。更有甚者,计算机时代大家都用鼠标和触摸屏,复杂连贯的手腕-手指联动被分割成手上臂或手指的单调运动。机器的高智能,堕落了人类的低智能。 三、中国人会珠算 算盘是中国古代发明、人类最早普及的实用计算工具。与毛笔字书法类似,珠算的操作贯穿了思维(大脑)、测量和伺服(小脑和眼睛)、控制(运动神经、血液循环系统和肌肉等)和执行(手)。自幼学珠算,长成用珠算,体现和有机联结了逻辑和计算、思想与执行、意识和下意识、人与人为世界的交互。 有了计算器,简单计算变得方便多了。但大多数的人倒底日常用到了多少珠算所不能进行的计算?放弃了珠算,可就少了一个发育和维持基础智力和动作的训练。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几种运动(田径或团队比赛),却轻易放弃了珠算。它的理智在于什么? 珠算类似于乐器演奏的基本技巧。虽然不如语言、书法和音乐有那样广阔的创造空间,但它是个全面锻炼身心、升华下意识智力的逻辑型教程版本。而且珠算所应对的是“数”与“形”相融的一个袖珍模型,放大到人生涉及到“精神”与“物质”的协调,殊不这是成人终生总在应对的难题? 四、中国人会读写汉字 汉字,有数万种偏旁部首的种种组合。学习读、写复杂的汉字就也更多地锻炼了人的辨识、判断、记忆。阅读和朗读中文是在实时协调着人的知识和思维(大脑)、测量、判断和伺服(小脑和眼睛)、控制(运动神经、血液循环系统和肌肉等)和执行(手、眼、口舌)。汉字的词汇量大约与西文相当,但其规则或差异要相对复杂得多。朗读中文,更需要对汉字的“形”、其发音的“声”和“声调”、它往往音同意异的“前后文”等,实时地进行平行、顺序的复杂处理和执行。 现代汉字被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或如西方人理解是“传统字”和“简化字”。汉字简化的起因是近代文字改革;目的是普及文化教育;前提是:大众是天生学不会也掌握不了高复杂知识的。 其实,就人的先天智慧、即大脑资源而言,既使是繁体字也是轻易学得会的。简体字可能对已经成年(过了大脑可塑期)的文盲更容易些,它在扫盲的阶段有用处。但学习文字毕竟是一个“后天”过程,尤其对幼儿发育期的活跃大脑来说,简、繁是同样的容易掌握。很多成人自以为比孩子聪明;很多孩子没信心觉得自己学不会,就促成了简化字的普及和发展,而且在简化字环境下荒废了大脑可塑期成长的儿童,长大了真地就学不会传统字啦。 在掌握了繁体字之后,人可以利用简化字来提高书写效率。古人则创造出“草字”的字体。它可能使人联想到西方美术中的素描甚至印象画派,但草字的创意结果是一套逻辑性很强的书写规则。当今的简体字,就是大量借鉴了草字的写法和规则。具有讽刺的是,我们的祖先对书法的勤奋升华出了简化的“草字”,而后代却堕落于“简化”而有意逃避“传统”。更有甚者:在当今的“计算机时代”,我们已经成功逃避了书写的麻烦,却不顾计算机可以“同效”处理简体字或繁体字,还是放弃了繁体字。 我们这代人都学的是简体字,就又放弃了一项有益和优越的智慧锻炼,这是对自己大脑发育的人为简化。对简化字的理智选择,是在日渐一日地自我失传着大量的中华文字智慧。这并不是理智,而是麻木。它体现了大众对祖先文化的传承已经失去信心和努力。是自认无能,还是自暴自弃,还是自我简化,原因是什么? 还是我们已经被“放弃训练”所简化的大脑,已经发不出现代生活所亟需的智力,期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替代我们,而且再进一步简化我们自己?

羅沛霖與718廠 ,家父两周年忌日 Dr.Luo Passed Away 2 Years Now

羅沛霖逝世於2011年4月17日。兩年來,許多他生前的朋友和同事造訪南沙溝的公寓,慰問遺孀楊敏如教授,懷念“羅總”。不少人建議為他出版一個《紀念集》,他當年執行規劃、設計和施工華北無線電材料聯合廠(718廠)時的同事們尤為熱心。正是在這個60年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群中,產生了很多中國電子產業的新中國後起之秀。

懷念可愛的戰略科學家 -科學時報 Science Times for Dr. Luo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11/284847.shtm 2011-4-29 张楠 《科学时报》 4月28日,在罗沛霖遗体送别仪式上,相濡以沫近八十载的老伴杨敏如,轻拭了一下泪水说:“他这是自然归队了。” 罗沛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于2011年4月17日0时5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8岁。 红色科学家

不负重望寄哀思 -畿晉慶堂 Pheromonicin for Dr. Luo

2011-4-25  丘小庆、李荣旗 2011年4月17日,继其挚友钱学森先生仙去刚载余,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奠基者之一,两院院士罗沛霖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罗院士的辞世,是我国又一个科学里程碑的结束,是我国科学界的又一巨大损失。 罗院士英灵已然仙去,然而他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对年轻一代科学家的鼓励和支持,对年轻一代科学家原始创新所给予的推动却令我们难以忘怀。從年輕就和羅老一家相熟,但最近的交流涉及我們關於信息菌素(pheromonicin®)的發明。

音容犹在 -吳佑壽 Wu Youshou for Dr. Luo

2011-4-25 吳佑壽     光明日报2011-4-28 罗沛霖院士谢世,我万分悲恸。 春节前我听说他出院了,赶紧偷空到他家里去探望,一方面是向他问好,另一方面是想告诉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卷”第三卷已经编撰完毕,即将付梓,请他放心。可惜由于病情反复,他没有出院。三四月间清华忙着“百年校庆” 的工作,要我编一本书。我打算把书印出来后再去看他,没想到他提前“走了”。真是莫大遗憾。十年前,我们为罗老庆祝“米寿”,当时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 们都祝愿他长命百岁,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十年中,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好几本有关信息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书,还熟练地掌握了计算机,自己制造贺年片,每 年都寄给我,真是让我受之有愧。 我认识罗沛霖博士五十多年了。记得我第一次在罗老领导下参加工作是1958年间在科学院电 子所研制“超远程雷达”的时候。当时,顾德欢同志和罗沛霖是研究项目的领导,罗博士(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沛霖同志为罗博士)负责技术指导和组织协调,陈宗骘 同志任学术秘书,我参加接收机的工作。这是1956年制订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后启动的电子领域头一个重大科研项目,我们都不太有经验,主要是根据主观需要 制定技术要求和指标,讨论十分热烈。我在学校只学了一点雷达原理和一般的接收技术,更没有做过科研工作。临急抱佛脚,找麻省理工学院的28本《雷达》丛书 看看,也只能学到一些书本知识。幸好罗博士学术造诣深、见多识广,给大家介绍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结合实际提出采用“门波积累”来解决问题, 对大家很有启发。罗博士当时是我国第一个综合电子元器件联合工厂的总工程师,熟悉国际上正在发展的各种新材料和新器件。他针对工作需要,还提出研制一些关 键元器件的问题,使研究内容更为完善。可惜由于我国当时实际条件的限制,这一研究项目未能按期完成,但对其后很多研究工作却起了很好作用。例如,根据罗博 士的建议和安排,在13所的密切配合下,我们坚持从事低噪声参量放大器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果,上世纪60年代初用于另一种雷达系统,大大提高了该雷 达的作用距离,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在弱信号接收和信号检测方面所做的工作,也为后来各种系统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罗博士的提倡和领 导。 我最敬佩罗老孜孜不倦、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从不服老的敬业精神。他在长期担任技术行政管 理工作的生涯中,从未间断地阅读各种杂志、书籍,既深入了解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关心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沿革与变迁,特别是产业革命与文化 发展的关系。在他负责的工作岗位上,他对科技发展新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并且身体力行,大力推动、组织落实。在我国发展电子科技事业的不同时期,提出并组 织相应的规划。上世纪50年代,他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元器件、生产工艺、测试仪器和专用设备等产业基础的领导工作;60年代他深入探讨雷达信号检测的问 题;70年代重点抓我国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这些计算机为我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起了重要作用;80年代推动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90年代他的视野从技术 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敏锐地指出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大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与新产业革命及其相互联系的讨论。我这篇短文不可能遍述罗 老的贡献,只能举一两个例子来谈谈我的体会。 “人工神经网络”是在现代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学 科,试图通过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加工、记忆信息的方式,来研制一种具有人脑那样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机器。这一新兴学科涉及生物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 智能、电子学和知识工程与系统工程诸多学科,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都有重大意义。1987年罗老到美国访问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要性。回国后立 即组织召开一个座谈会,推动开展有关研究工作。在这个座谈会的基础上,1990年首届中国神经网络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罗老任大会主席。会议决定成立由全 国8个一级学会(电子、通信、计算机、自动化、物理、数学、生物物理和心理学会,不久又扩大到15个学会)联合组成的、跨学会的“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 (CNNC), 要我担任主席。这个联合组织的成立,不但在国内起了很好作用,在国际上也受到高度重视。1992年由IEEE神经网络委员会NNC和国际神经网络学会 INNS联合主办的《国际联合神经网络学术大会IJCNN》由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承办,在我国北京召开。1993年,我国和日本与韩国共同发起,成立了 “亚太神经网络联合会APNNA”,并创办《国际神经信息处理学术大会ICONIP》,由参加国每年轮流主办,影响不断扩大。目前参加国家已扩展到新加 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俄罗斯也希望加入,美、欧各国有关组织也经常派代表列席理事会,参加ICONIP学术大会。罗沛霖院士具有远 见卓识,及时倡导和推动开展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工作,对神经网络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罗老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也强调要加强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 和他在同一小组。他在小组会上深入分析美、欧各国发展的经验,指出原来比较落后的美、日两国之所以能够赶上西欧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重视基础科学的同时,也 抓紧应用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罗老在各种会议和刊物上反复表明这一重要观点。1993年他和侯祥麟、王大珩等学部委员联名向国家提出“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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