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恢复了全国高考。家母应命参加编写试卷。被安排躲开公众，各个学科的老师们住在一家酒店里“闭关”完成任务。之后才知：原来为怕泄密，须得高考日之后，才许回家。于是一行被组织去泰山游山玩水，消磨时间。其间，家母认识了一位广州的年轻教师刘达康。刘老师教英语，家母也通，且性格开朗相仿，因聊得来。旅行一路说笑，甚相得。当年家母在出考题的老师中年岁最大（六十多岁）算是与大家忘年而交。竟并不落后于同事们，一起登上了泰山顶，参拜了泰山老奶奶，看了日出，还一步步从天梯走了下来。后来刘老师到北京来，又相邀一起游过颐和园等。
家母杨敏如，1953年以来从教北师大中文系。现百岁，头脑清晰。近日反复叨念着彭慧。我在网上找到了穆立立的 《彭慧小传》,打印给她阅读。引起她讲述了目击彭慧生命最后几日的感慨。 以下是杨敏如的口述。或有不妥，必是小儿自行弄错。姑且赏个老莱子的“童言无忌”？ -澜城，于杨敏如的“绿窗书屋”。 文革当年的师大中文系，黑帮被隔离审查劳改学习和交代，大家每日要写揭发批判自己的思想汇报。现在称之为“中国文学泰斗”的几位老夫子们却写不出所要求的批判文章，有的竟开篇欣赏“梧桐树，有叶五纵 …”等等，总被挨骂，难为他们“死不交代”。我则写些批判自己年轻时的那些教堂里的英文韵文歌曲。有批判有怀念，看守我们的党员和先进群众其实喜欢读，可见文学的力量。一日女儿来她们不让我见，但我能模糊听她在相隔壁交涉的嗓音。当晚感慨，我就写了如何思念女儿，如何不见其人但闻其声，如何赶快交代自新好和家人团聚等的心得。次日忽觉几位变得和颜悦色一些。想是文字仍还是能打动人心。 我的罪恶相比较轻，只是讲师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说我家是资本家也被王光美同志在北师大现场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摘清（她懂行地说：没落的杨家这不几张中国银行的股票哪里算得上是什么资本家！后来组织上带我去接受接见并表示感谢宽大。我没肯去）。女儿事后说，其实是因为第四机械工业部文革第一个“揪出”的是反动技术权威、我的夫君罗沛霖，该专案组就专访师大要求一定要我连坐。 在中文系的黑帮中我最为年轻（50岁出头），因此被指派领着老夫子们，每日早晚洗漱、上工下工、上课学习写交代，吃饭洗澡上厕所等，都是由我带着排队。一日劳动辛苦，间歇就坐在路边树荫下休息。黄药眠教授就度着竟略带悠闲的步子过来聊天。 与众不同的是，黄老最是天不怕地不怕，还敢私下说怪话，用幽默为大家排解忧愁。相邻外语系的“牛鬼蛇神”们都喜欢他。说这么平易近人的传奇中文大师系主任，还被中文系的革命群众划了右派、又被“揪出来”隔离审查。或有能见天日时，不中用就过来我们外语系一起混算了。黄老只是说：我是不会死在这时的，我是不会死在这里的。 黄老助我两次：第一次，我牙疼难忍，竟是长出了个智齿。他见我痛苦，问是何事。大笑说你都50多岁才长智齿！他催我一定提要求去看牙，别怕他们。我鼓足勇气去要求了，果然被许可。我又添说不能去校医院，有自己的牙医在西四才有我的病例。他们说：可得自觉，不准回家，能做得到吗（坐车从西四到白塔寺回家只有一站）？我回说：“你们尽管放心。相信我这个劳改犯不会有脸回家见人的。” 我要去西四，不去校医院，是因为校外的人并不知道我正在被隔离审查劳改受监督，否则医院的群众又饶不了我。第二次： 这日在路边歇息：黄药眠度过来聊天，劈头就说：“彭慧死啦。”，我吓了一跳，抬头听他讲。“她就死在现在你坐的地方”黄老又补充说。我惊吓赶快站起身，“怎么会？” 回身看地下，不自觉像在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或痕迹。“我知道，她可是病得不轻。” 黄老说：“她病得重，被带着去校医院，走在路上站不住，倒在地下爬不起来就死了。就在你刚坐着的地方。” 彭慧和穆木天被从北师大校园内自己的家中“扫地出门”。彭慧对我说她不会生炉子做饭，浑身病痛，受拷打，活不下去了。记得她靠着我身上，说是再无法活下去。身上的病痛使得她已全然不顾，当着众人大声抱怨。我只得低声劝她“你只好忍耐着，不要出声找麻烦…”她仍大声说：我怎么忍受得了，我不会做这些事！ 想是彭慧的女儿也划清界限不能帮她。据说她57年被划了右派就已主动请女儿离家，划清界限免受连累。彭慧的丈夫是独立不羁的传奇左翼诗人穆木天。借着鲁迅曾嘲他是“转向文人”的旧事，又说他与苏联女生在校园浪漫，他早就被北师大“靠边站”了。这一对革命和左翼夫妻都是右派，而文革对彭慧更是残酷。我所知的穆木天竟是不知所终。后来听说他不久被发现就病死在那个棚户里，直到尸腐才被发现。 文革后为彭慧平反，她的女儿请我参加彭慧的纪念会。我没去，她想必为此伤心。我何尝不伤心！一个同事竟听凭她饱受屈辱倒在道旁的灰土里死掉，每次想这情景我都哭。我只是不忍在彭慧的场合上再苟同我们北师大的群众，一起事后对她进行虚伪的称颂。掩盖自己的罪孽。我那时非常反对谭德伶。都说彭会生前如何好，大家如何爱戴她等等，其实是大家把她夫妇赶出家门、一辆平板车丢进了一个废弃的棚户，大家冷遇她如猪狗不如地在校园里饥寒风雨飘零。那时的“人民群众眼睛雪亮”，动辄就被揭发告密，招来更多的灾祸。为了处罚她的抱怨，他们把她单独派去掏粪。和众人分开，使她得不到一点“同类”的同情和宽慰。我实在无法想象她最后那几天是如何度单独过的。但我说她是个坚强有经历的人，走到底并没有选择自杀。 这其中，我所受的苦算得什么呢？我运气好，没掏过粪。但中文系的厕所都是启功和我两人打扫。都说劳动光荣，怎么倒留给我们这些黑帮来享受？这些人台上装腔作势神气十足，动辄打骂师长，其实大小便还得靠人家伺候。说句粗话：中文系谁排泄的是什么废物和寄生虫等，我们老教师没见过！ 事后众人只字不自责，用的都是没有主语的被动式描述：说她好，批判是四人帮害死了她，还请她的后代出来说感谢党和群众对母亲的肯定和赞扬。就是回避了人与人之间所发生过的真事。我生气不肯去同流。 我戏称“梦中人”的学生何乃英曾夸我：杨先生最是爱憎分明的实在人。这种场合她不会去，因为她会致死记恨个别基层党员干部和我们众人的虚伪。我今已百岁，彭慧去了半个世纪了。在我的床边，致死就是悬挂着那张彭慧姐夫楚图南送我的题字：“ 夕阳无限好，黄花晚节香。”因此我也就只好坚持着，致死不能和这些人和解了。这就是我对彭慧的纪念。 95岁时系里为我开会，给我一生从教的荣誉。人怨我不接受谭得伶的握手言欢。为什么？因为彭慧死了，穆木天死了，刘盼遂夫妇被打死了。都是死在我们眼前、死于非命。太多的前辈学者被非礼数都数不清。身为“北师大人”的骄傲，我们如何冠冕堂皇地愧对着堂上这些中文系前辈和泰斗的一幅幅肖像？我们都无颜敬畏这些刚去了四五十年的现代人，就更别提古典文学了。虽说彭慧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但这毕竟是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北师大人”亲手下、亲眼前。（这里澜城为您引一段 Johne Donne 的诗句，No woman is an island… 李敖大师的翻译最好：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彭慧、谭得伶等都是现在说来了不起“有背景”的人。彭慧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彭慧的姐姐、姐夫都是中共统战部元老，也是我在民盟中央的领导。我通过好友（忠于鲁迅的学生李何林与王振华夫妇）与她相识的。1953年全家从天津迁来北京时，我加入了北师大。彭慧接受了我，她说真心愿意吸收我来多讲课，也好让她分出精力作文学写作。她那本小说写了一辈子，据说因妄议党内事件被反复审查修改；还听说她的一辈子一本小说，源是青年恋中地下党同事的勇敢就义故事。逝世对年后平反了才得发行。谭德伶的父亲是1927年老党员、1958年烈士文学家、师大中文系的老系主任谭丕模。对谭得伶，彭慧应是与其父辈同年入党的朋友吧。 她才是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应该纪念的中国超级女英雄。彭慧酒泉之下，怎得请她原谅我们这些虚伪俗人？
考虑在都市卫星区生活？ Suburban! 在中国大都市中，公众兴趣最集中和综合的因素是：职场、商场、房产、交通、餐饮、育儿、当地名胜、政府行政所在，等等。但这不及格范畴只是社会经济构成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大都市已经是拥挤不堪。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人生在世，或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环境，或同等、或类似的因素，都可以同时可考虑是否易于个人的生存？ 每个人应该都有宗族或家乡，国家又很大，而世界更大。其实并没有人逼着您在几个大都市里“打拼”呀？这里如此拥挤，有什么可“打拼”的呢？其实您所打拼的敌人还不是和您一起正在打拼的外乡同事和亲友们？倒并不是这个魔鬼的都市。 换个国家，你或会对普遍的情景觉得奇怪：大公司的总部设在小城、研发中心建在山里、工厂经营在郊区，大学城远离都市，年轻夫妇迁到都市卫星区或小城镇去成家教子… 很少有、甚至基本上没有主流的社会经营会宁愿云积在首都的市中心。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您走遍世界各处，都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个人或家庭竟并没有像中国公民们这样完全地拥有其居住的都市房地产。而他们所负的房贷设置的要很多年才偿清，其每月所付与租赁相当。相对于在中国，他们永远不拥有住房；永远地租用住房竟是一种实际的选择！ 拥有高于薪酬的房产资本增值或收入，就事实上进入了社会的资产阶级。其个人就叫做“资本家”。您能想象吗：也是在这同一个北京城，在一代人之内，就有过完全相反的情景：一个家庭如果存有一张旧时的股票、或留着一所遗留的房产、或开着一座个体经营的店铺，就会被在外衣的胸前缝上“资本家”的黑色标记、就会被抄家、被体罚、被监督劳动、失去自由、甚至被虐待以致打死在街头，等等。 如今，中国人看来是相对于世界过于年轻地成就了资本家的优裕社会地位、或都在励志将成为资本家。据统计：在80-90后出生的都市青年中，大多数人所忧虑的是还没有拥有房产、如何拥有房产、或房产的价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供求的差距。因为传统的看法，社会靠的是年轻人的学习和贡献。 如何让拥有着房产的青年再用共产党原旨的苏维埃价值观去对待学习、工作和事业？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挑战。其实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普通公民的价值观对这些中国留学青年也已是用不上了。社会上层的人要理解，对青年的期望和鞭策，像是除了很大的偏差。 这边在中国，国民的富有已经大大超越了大部分的所谓“发达国家”。传统观念的“穷大学生”在中国都市已经不复存在。在海外，与我同辈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为子女出国付着学费和生活费。个人事业伊始，比起当地人，我们的青年都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国内都市房产，和他们那里成人也买不起的豪车。 试想设计这样的一个都市社会的构成，大多数人：不是在打拼的外地人蓝领，就是本地人资本家。 少数人：或是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白领。 回顾我的都市青年时代、那时的革命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再看看当今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竟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时空。在那边，家长和孩子们谁都无能做到如此的豪华都市人生，好像一贫如洗。但反过来，房产对人生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归结到“寻求生命的真实意义”，那个令人费解的人生追求啊！（True meaning of life, that obscure desire of human’s! ）。近代（如果不算是古时候）的励志曾经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当今怎么讲？且不提房产和物质生活，这个“自由”可是离得越远了。 原文（片段）：2017-01-31 男人装 在五环六环之间，有最真实的北京 北京的五环和六环把城市切割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无人情的环带。这里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这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渡性空间，是城市发展雄心的产物。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以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这里藏匿着别墅、私人会所、涉外学校和城里人的第二三套房产，也居住着几百万村民、打工者、暂住者。这里的很多房屋、街道都充满着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无休，这里是流浪狗帮派斗争的地盘，也是许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以这里为起点，和环内发生着各种关系，试图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安顿自己的人生。这里遭漠视与压抑，也充满着勤奋与希望的动力，这里也正在创造着北京的历史，建立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
CLED（晶体LED，Crystal LED Lighting）、HEC（高能复相晶体，High Energy Crystal Composite Lighting）、HIP（高光能复相晶体等离子，High Intensity Plasma Lighting）、HLC（健康内集中光调系统，High Intensity Light Conditioner）综合性能避免了以往LED器件本质的缺陷，达到了其过去不可能实现的指标（50%高于所有LED中的最好器件效率或指标）及其扩大的应用范围和品种。
建议请用简单逻辑来向公众说明问题 试想每一个雾霾中的微小颗粒，在气象万变中上下前后地飞荡，几时才能从山东长途迁移到河北？我说5年不算长。它再从河北迁移到辽宁更需要多少时间？或还需另外的5年。风的作用是快而无序的复杂大气运动，贡献的其实是长期蔓延和聚集，我说是个几十年过程的宏观“横向”效果。
一篇四个月前的文章：2016年8月5日, 谢一位徐州投资人推荐的一篇文章《IBM 神经形态计算机》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代表团询：“与哪位美国半导体行业大咖交往” 文章中提到的“加州理工大学”应是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因是关于Caver A. Mead的Neuromorphic。这是在我1985-1959学习和工作的母校、我的导师、我在校所参加的课题和著作《模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脑神经系统》（Analog VLSI and Neural Systems，1986年出版）。Mead早在1984年曾带着一个建议来访中国，他所建议的项目是：加州理工和科学院-电子部合作组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中心。那时的集成电路工业：世界唯一的集成电路标准电路数据库是NSA（国家安全局）出资开发的CMOS3（3微米工艺）和加州理工学院自用的计算机辅助工具（在惠普UNIX和苹果操作系统上运行）；世界三大垄断集成电路设计工具供应商（Cadence, Mentor，Synapsis）还都没有诞生，米徳教授和他的团队是集成电路设计工具的发明创造人；喷气动力研究室和加州理工学院率先设计和实现了“多维并行处理器体系结构”。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两所院校每年用掉80%的美国唯一、DARPA（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出资的科研芯片代加工；张忠谋正在台湾筹建世界第一家半导体代加工（硅铸造）的合同制造业模式，取名“台积电”（该公司被预计为2017年世界第三半导体公司，仅次于美国英特尔和韩国三星）。 但Carver A Mead的1977年的经典著作《介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Introduction to VLSI Systems) 已在美国大学里讲授了八年，米徳-康维定律（“比例版图设计规则能保障同一设计最少修正的密度倍增”）在集成电路行业中成了支撑摩尔定律的工程实践指导。或所以Carver A. Mead是唯一荣获Gordon & Bettie Moore 头衔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摩尔教授”）。 同时，文中所提到的事件驱动体系结构中的逻辑电路，也可追溯到同时源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相邻发明领域：Asynchronous VLSI and event-driven logic。1989年就发明了第一个事件驱动但与通用体系结构兼容的MiniMIPS微处理器。后来发明人Alan Martin教授和他的学生Mika Nystrom博士在2005年来中国，主持技术引进，完成了我在中关村的民营国际公司和清华微电子所合作的事件驱动微控制器研究项目。Nystrom现任英特尔的处理器芯片设计负责人，并在我的前沿科技咨询公司人项目科学家。 关于事件驱动的神经形态计算机概念，主要源于1980-90年代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孤立超前研究。Mead在70年代开创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和他的同事在80年代开始的并行处理体系结构等都是当今通用数字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神经形态计算系统”的提出，是当时针对下一代计算机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如果说他们70年代的研究成果奠基了当代的计算机技术，在80年代中开始的神经形态计算奠基或能推动下一代计算机的发展。这样多年积累和多维空间上的延续成就，是一个合适机缘的成功汇合（collective efforts can converge at an appropriated poi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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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是岳父简焯坡100周年诞辰，又是他的祭日。我去了安葬他的长春园。以下是写于2016年清明节的一篇实际未完成的文字，祭奠他：
今日重霾。午后和竣剀在798艺术工厂谒七星集团领导。之后想起去看最近新闻中热播的“荷兰除霾黑钻塔”。曲折百米竟不得见，又经程建筑师微信定位指点。走近才知，已是移走了，剩下五角形的基础痕迹为证。798/751竟失最近最壮观最时尚的景色。
朋友转我一篇《乌克兰人在北京开餐厅：出现这一幕令人深省！》。这个基辅餐厅在那里很多年了，2000年开张。去过多次。常见曾留苏的老人专程过来寻找他们年轻时的记忆，听和跟唱他们那时学会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上世纪50年代的流行歌曲。但这位“去得最晚，走得最早，匆匆离开…”的笔者，却使我惊异。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乌克兰人在中国开餐厅”，以为是一个在苏俄作生意的中国贸易家开的，出于友谊常年请了乌克兰的歌手来娱乐中国的热心顾客。 我和几个朋友虽然是五十年代后生，但也跟在哥哥姐姐们熟悉这些前苏联的歌曲。即来吃饭，就得凑趣儿。尽量倾听他们的娱乐音乐。即是顾客，对歌手们也是主客相待，就是因为尊重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尊重他们卖力的职业道德、他们唱得也实在好。最近的一次去是大约五年前。一个朋友一定坚持，点了请他们唱苏联国歌。看得出歌手的兴奋，两位回后屋、召集了全体，换了全套的三军礼服复出（竟有十几位男女高低音相配），看到他们严肃而兴奋地“上台”（其实也没有舞台，不用音响，就是在餐桌之间即兴行走歌唱），顾客也迎身起立听他们的，一时竟变成一个很庄重的场面。我们只在苏联老电影和美国新电影里听过他们的国歌。 我们在当场的眼睛也跟着湿润，但那是被歌唱所感染。感到他们强烈民族情怀（苏联或俄罗斯或乌克兰，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国哪族的人），但他们有和中国有类似的历史事件：一个被推翻的皇朝、一场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 一次挽救祖国和世界的战争和牺牲，一种西方民主的公民选举，也曾自豪成为一种人类最高形式的公民、叫做“苏维埃”。但实在没有觉得不忍看、没有。但也不知现在如这位笔者所见所感的场面是如何了。改天或再去看看。 曾是职业京剧演员的小张起身一起唱中国民歌 > 实在，他们以功勋演员的天才和荣誉，肯来一间平民餐馆歌唱，倒使我们觉得亲切。我们也并不知道他们私生活中的是非曲直，但以为演员与平民一样，也该自食其力，这尤其不失一个工人阶级国家的尊严。不是吗？难道一个能歌善舞的人最大的生活乐趣和回报不就是尽情演唱吗？ 在很多地方演员得不到国家的封俸，或拍成电影不论贫富贵贱的观众都能看。 说到简陋的环境。是租了中国电子学会办公楼的半地下一层。中国电子学会在一个老建筑里办公，楼下就是餐馆，或也并没有什么为国家丢脸的吧？在那里15年了，老板和职工并不觉得、请的歌手远道而来也不觉得、顾客都真诚欢迎。当然它歌手所唱的老歌曲、二次大战背景的室内装饰、半地下的老建筑，带给顾客一种滞留在旧时艰辛的感伤，这或就是主人刻意所要表达的情调。您觉出来了，才说明它做的恰到好处。笔者既然喜读俄罗斯文学，不觉得表现忧伤是它优秀文学遗产中一个灿烂的擅长？ 倒是对基辅餐厅有一点惭愧，我们对人家了解得太少。乌克兰人和苏维埃政权是个何等爱憎相交的情结，咱并不知道。要不是它的歌单上有，我们怎么也不敢请乌克兰人唱苏联的国歌！ 顺便说起，那国歌也是一改再改。开始大概是因为列宁觉得共产党首先是国际主义者，干脆用的就是《国际歌》（在基辅餐厅也点过，这个会唱、可以大家一起唱、而且歌手们竟都会用中文唱！）；到二次大战中才有了俄罗斯民族情调的苏联国歌；1956年又取消了歌词因为斯大林个人被提到得太多；1970年代年重新填了词但把强调二次大战的民族胜利改成共产党的胜利；苏联解体后，新俄国沿用了没有歌词的一版苏联国歌并征集新歌词，好像到现在它还没征集出一个合适的歌词来。前苏联的其它加盟共和国老早就都有各自民族情调的国歌。在帝国主力列强封锁下的早期苏维埃，根本就没有个国歌。在冷战中谁都惧怕的苏联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也一度没有个能唱的国歌。都并不等于这个国家不强大。 笔者所感慨当今出现在基辅餐厅的“这一幕令人深省”，其实久远以来它就在那里。但我看来应该深省的，或不是在于新俄国“没有了伟大的国家和演员”。来自一个比中国革命历史还长远的苏联，尤其还是来自一个饱受大国征服和加盟历史、近年战乱中的乌克兰国，歌手们到中国传播和交流文化、且还在这里得到了知音。相比现代中国的演艺时尚，或中国的军官歌舞团，却是够发人深省。鲁迅说“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我这儿可就由不得“走题儿”啦！叫做：虽然国家强，无奈演员贵！ 以下原文： 乌克兰人在北京开餐厅：出现这一幕令人深省！ 2016-07-26 九龙军事 作者：杨屏 来源新浪博客 北京西三环外，万寿路与老中央电视台之间，有个乌克兰人开的基辅餐厅。西餐，面积看上去不足500平方米，是地下室。刚才，我在这个餐厅吃了顿饭。去得最晚，走得最早，匆匆离开… 落座不久，演出就开始了。餐厅里没有音响设备，没有管弦，伴奏的只有一架手风琴。用不着谦虚，唱歌，我具备专业男高音水平。也就是说，只要别人一开口，我就能够听出“门道”。果不其然，餐厅里的乌克兰功勋演员们绝非滥竽充数，无论是合唱，还是独唱，没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不可能达到他们现场极高水平的演唱效果的。演员们的翩翩风度，端庄气质，明明确确地传达出了他们的严肃认真。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我一瞬间想起一件往事。1990年…… 那天，我也感触良多。因为我对俄罗斯文学非常偏爱，我是读着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长大的。又是26年过去了。在中国地下室的餐厅里，我看见了当年苏联的一级功勋演员，已经年迈的他，在虔诚地演唱。如果这些演员所在的国家足够强大，我不可能今天晚上在这个餐厅里见到他们。尽管这些演员未必就是以此谋生。 我匆匆地离开了，不忍心看见这些原本是世界级的演员殷勤地献歌于每张餐桌前。更不忍心看见一些中国食客拿着钱在点歌时的嬉皮笑脸…… 没有伟大的国家，哪有伟大的演员？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无时不刻不与身后的国家相连！
民族饭店，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与也是十大建筑的民族文化宫相邻。王博士带了他年轻有为的制片人晚辈从台湾过来洽谈投资。难得百忙中过来一起“神聊”到晚。 也难得他还记得上次来北京时和我们闲聊曾说道如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发起了一种几乎成功的信仰。刚巧今晚碰上个世交，这一位博士周六刚在欧美同学会划了船又听了国际关系大师的论坛，请来谈信息菌素治疗耐抗生素感染的中国发明。这里民族饭店已经改观，我们吃的不是“民族菜”而是广东饭。饭桌上说起，来往传阅的一篇博文，我还在感慨不几分钟，就被删了（其实那篇确是关于改革开放的时兴牢骚）。我只有个关于文学（绝不是政治的）观感： 60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当年作家也拒绝了去领这奖的），或无意中开篇了现代革命的两部曲：先是他在书中所解释的，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俄罗斯作家擅长在小说中插进通篇的战争或时事的描述和议论。他说：是权力的欲望堕落了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苏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流露了尽是对大众革命的赞叹。之后或是对金钱的欲望几乎腐蚀了成功的中共，没有人去写这一部，但社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流露，也已是一片衷心的赞叹。两部史诗中都富有感慨和观察，却都在批判着被革命运动释放了但被执政者轻视的贪婪人性。 感慨的是：轻信自己“队伍”中的纯洁、无私和清廉，但并没有客观治理社会中私欲泛滥的措施。解放前中国太弱了，靠的是革命者的领导；改革开放前中国太穷了，靠的是政治家的领导。这前两部史诗的伟业都是感动了上帝而写成。“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应了这个朱毛周发起的共产党原旨。即或后来的“发动群众”。后来… 第三部或正在开篇，眼前的趋势是要法治和政治化：或会把人大和政协两院、加上最高法院的功能调整回到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的建国初衷？这第三部或就演成了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大同的成功。这个总想被感动，终于被发动的“上帝”啊，同时也是当今舆论中被评判的欲望横流的群众。 随便怎么看谁是“神”或“人”，它就有点儿像西方传说中所说“人和神”的关系。新潮的世俗文学解释：危机是因众神之间的私欲所造成，救世的英雄得是神与人的结合，兼有人的智慧和神的威力、又摒弃人和神的各自的弱点（愚昧和武断），才终于能挽救世界免其进入魔鬼的末日。至时世界被挽救了，神已力尽、情愿最终退出对世界的绝对主宰；放心和也已经觉悟的人平等共处。 民族饭店：幼时每日放学，从在手帕胡同的实验二小过长安街，对面就是这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穿过这两个“十大建筑”的大广场（那是我和北京都太小太矮，觉得十大建筑已经很雄伟），向北进佟麟阁路转两个弯就到家了。有时多走半站到政协礼堂街边去看顾那个只剩了车架、锈迹斑斓的废弃装甲车，那么多年包括大炼钢铁为啥都无人问津？再从辘轳把儿胡同辗转也行：“辘轳把儿”的转弯道处为保护墙角镶嵌着一个三尺直径用石头粗糙刻成的大轮子，又不是石器时代？怎得会在那里很是奇怪。然后就到了锦什坊街（明朝皇城以外都市最大的一条街），再进东养马营胡同。如果坐7路公共汽车只三站，放学闲散，就一路走回家来。时1962-1965年。